我是在地铁口捡到阿花的。
准确地说，是它堵住了我的路。
那天我加班到凌晨两点，拖着被方案掏空的身体从公司出来，走进地铁口附近那条常年飘着油炸食品和流浪狗尿骚味的小巷。下过雨的地面湿漉漉的，倒映着远处24小时便利店的红绿灯光，像泼了一地的廉价颜料。然后我看见了它，一只骨瘦嶙峋的三花猫，右后腿以一个极其扭曲的角度弯折着，蜷缩在垃圾桶旁的纸箱里。它浑身湿透，毛贴在骨头上，雨水顺着脊背的弧度往下淌。可那双眼睛——我在昏暗的光线下与它对视——那是一双琥珀色的、亮得惊人的眼睛，里面没有任何流浪动物常见的恐惧或乞求，只有一种近乎审视的冷静。我蹲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湿漉漉的地上。“断了？”我问它，指了指它的后腿。猫没叫，只是用那双过分清醒的眼睛盯着我，尾巴尖轻轻拍打着纸箱内壁。它不像在求助，倒像是在评估——评估我值不值得它开这个口。我叹了口气，脱下雨衣，把它裹起来，抱在怀里。它比看起来还轻，骨头硌得我胸口疼。它没挣扎，只是在雨衣下发出低低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不知是疼还是警告。“别挠我，”我说，“我带你去医院。”
宠物医院急诊的兽医是个打着哈欠的年轻姑娘，她检查了阿花的腿，摇头：“骨折，得手术。费用不低，而且术后需要精心护理，你确定要救？”我看着阿花。它躺在检查台上，任由医生摆弄，眼睛却一直盯着我，仿佛在等我的答案。那双眼睛在惨白的灯光下，像两颗打磨过的琥珀，里面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期待？还是算计？“救。”我说，掏出信用卡，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个月要啃多少顿泡面。
手术很顺利。阿花在我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了它的康复期。我给它取名阿花，因为它确实是只三花猫。它出奇地安静，不吵不闹，给它换药包扎时也只是轻微地瑟缩。大部分时间，它都趴在窗边的旧沙发上，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城市楼群，尾巴有节奏地轻摆，像在思考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唯一奇怪的是，它对食物的挑剔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买的廉价猫粮，它闻闻
准确地说，是它堵住了我的路。
那天我加班到凌晨两点，拖着被方案掏空的身体从公司出来，走进地铁口附近那条常年飘着油炸食品和流浪狗尿骚味的小巷。下过雨的地面湿漉漉的，倒映着远处24小时便利店的红绿灯光，像泼了一地的廉价颜料。然后我看见了它，一只骨瘦嶙峋的三花猫，右后腿以一个极其扭曲的角度弯折着，蜷缩在垃圾桶旁的纸箱里。它浑身湿透，毛贴在骨头上，雨水顺着脊背的弧度往下淌。可那双眼睛——我在昏暗的光线下与它对视——那是一双琥珀色的、亮得惊人的眼睛，里面没有任何流浪动物常见的恐惧或乞求，只有一种近乎审视的冷静。我蹲下来，把公文包放在湿漉漉的地上。“断了？”我问它，指了指它的后腿。猫没叫，只是用那双过分清醒的眼睛盯着我，尾巴尖轻轻拍打着纸箱内壁。它不像在求助，倒像是在评估——评估我值不值得它开这个口。我叹了口气，脱下雨衣，把它裹起来，抱在怀里。它比看起来还轻，骨头硌得我胸口疼。它没挣扎，只是在雨衣下发出低低的、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呜咽，不知是疼还是警告。“别挠我，”我说，“我带你去医院。”
宠物医院急诊的兽医是个打着哈欠的年轻姑娘，她检查了阿花的腿，摇头：“骨折，得手术。费用不低，而且术后需要精心护理，你确定要救？”我看着阿花。它躺在检查台上，任由医生摆弄，眼睛却一直盯着我，仿佛在等我的答案。那双眼睛在惨白的灯光下，像两颗打磨过的琥珀，里面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是期待？还是算计？“救。”我说，掏出信用卡，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个月要啃多少顿泡面。
手术很顺利。阿花在我狭小的出租屋里开始了它的康复期。我给它取名阿花，因为它确实是只三花猫。它出奇地安静，不吵不闹，给它换药包扎时也只是轻微地瑟缩。大部分时间，它都趴在窗边的旧沙发上，望着外面灰蒙蒙的城市楼群，尾巴有节奏地轻摆，像在思考什么高深的哲学问题。唯一奇怪的是，它对食物的挑剔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买的廉价猫粮，它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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