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后一次记住光的形状，是在九岁那年的手术台上。无影灯像一朵冰冷的菊花在头顶绽放，
医生说我从此能看见世界，可我醒来时眼前只剩下混沌的色块和不成形的光晕。
接下来的二十八年，我生活在声音、气味和触感构筑的宇宙里。直到今天。“陈先生，
如果考虑新型生物电植入术，您有百分之四十的概率恢复标准视力。
”林医生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讨论天气，“但失败的话，可能连现有的光感都会失去。
”我坐在诊室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盲杖的手柄。
室内弥漫着消毒水和某种甜腻空气清新剂混合的气味，
走廊尽头隐约传来推车的轮子声和护士轻柔的脚步声。“百分之四十，”我重复道，
“比抛硬币的概率还低。”“医学的进步总是从微小概率开始，”林医生说，“十年前，
这个概率不到百分之五。”我几乎要拒绝了。二十八年，足够让一个人适应任何黑暗。
我是陈默，钢琴调律师，用耳朵聆听每根琴弦最细微的颤动，用指尖感受木材的每一次呼吸。
我看不见钢琴的黑白键，但能“看见”声音的形状和温度。“我想试试。
”这句话脱口而出时，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林医生停顿了一下，“您确定？”“我确定。
”我说，突然明白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一个在黑暗中埋藏了二十八年的决定。
手术前的日子像浸在水里般模糊。好友阿杰帮我处理各种文件手续，
他的声音总是带着乐观的向上扬的尾音：“兄弟，等你看见了，第一件事是什么？
”“看你长什么样。”我说。他大笑，“那你会失望的，我可没有梁朝伟的眼睛。
”手术当天，阿杰开车送我到医院。车内弥漫着他惯用的柑橘味古龙水和隐约的烟味。窗外，
城市的声音流淌而过——远处施工的敲击声、汽车喇叭、行人模糊的交谈。
这些声音构成了一幅我熟悉的、没有色彩的地图。“紧张吗？”阿杰问。
“像要去参加一场不知道规则的考试。”我如实回答。麻醉生效前，
我最后“看见”的东西是监护仪有节奏的滴滴声，它们排列成整齐的银色光点，
在我脑海中闪烁。然后是无梦的黑暗。醒来时，我首先闻到的是更浓烈的消毒水气味。接着，
一种陌生的感觉从眼部传来——不是疼痛，而是奇异的充实感，
仿佛那里被填进了什么不属于我的东西。“陈先生，手术很成功。
”林医生的声音从右侧传来，“但还需要等待神经连接稳定。
您现在可能会感觉到一些光感和色块。”我试着睁开眼。不，更准确地说，
是眼皮自动抬起了。然后我呆住了。光。无法形容的光。
不是记忆中手术台上的那种单薄白光，而是层层叠叠、流动变幻的光的洪水。
它们涌进我的眼睛，挤满我的大脑，让我几乎窒息。我本能地闭上眼睛，剧烈喘息。
“第一次会很不适应。”林医生温和地说，“慢慢来。”接下来的三天，
我像婴儿学步般学习“观看”。世界起初是朦胧的色块和流动的光影，
仿佛隔着一层厚重的毛玻璃看万花筒。渐渐的，轮廓开始显现，色块有了边界。第四天早晨，
当护士拉开窗帘时，我看到了第一个清晰的东西：窗台上的一盆绿植。“那是绿萝，
”护士说，声音里带着笑意，“您看到了什么？”我没有回答，
因为我无法用语言描述那一刻的震撼。
那种绿色——不是我知道的“草绿”或“森林绿”这些词能概括的。
那是一种活生生的、颤动的绿，每一片叶子都在晨光中呼吸，
叶脉像细小的河流在绿色的土地上蔓延。我看着它，直到眼睛酸痛。“您哭了。
”护士轻声说。我抬手摸脸，指尖触到温热的湿润。原来视觉带来的冲击可以如此强烈，
它不仅是眼睛的感受，而是全身心的震撼。真正的考验在一个星期后来临。那天，
阿杰来接我出院。当他的身影出现在病房门口时，我愣住了。一直以来，
步伐声、他身上柑橘混合烟草的气味、他握手时温暖干燥的掌心、他说话时轻微的前倾姿态。
这些细节构成了我对他的全部认知。
但眼前的这个人——这个由轮廓、色彩、光影构成的存在——与我认知中的阿杰无法对应。
“兄弟！”阿杰快步走过来，他的脸在我的视野中迅速放大。那是一张陌生的脸。
深色的眉毛，略小的眼睛，鼻梁上有一颗我从未知道的淡痣。当他笑起来时，
嘴角的弧度与我熟悉的那个开朗声音终于有了连接点。“阿杰？”我试探地问。“不然呢？
”他大笑，“失望了吧？早就说了我没有梁朝伟的眼睛。”我摇摇头，
试图整合这个视觉形象与我认识二十八年的朋友。这个过程异常困难，
就像强行把两种不同语言的书页黏在一起。回家的路上，
世界以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向我展示它的丰富。
色彩让我头晕目眩——广告牌上刺眼的红色、天空令人心慌的蓝色、行道树层层叠叠的绿色，
还有行人衣服上纷乱的颜色组合。我的大脑拼命处理这些信息，像一台过载的计算机。
“太多了，”我终于说，“一切都太多了。”阿杰放慢了车速，“医生说这需要时间适应。
大脑得学会忽略不重要的视觉信息，就像我们正常人一样。”“正常人。”我重复这个词，
感到一阵荒谬的孤独。阿杰把我送回我的公寓。当他打开门时，我站在门口，不敢进去。
“怎么了？”阿杰问。“我害怕。”我承认。“怕什么？”“怕它不是我记忆中的样子。
”记忆中的家是由声音和触感构成的：进门三步到沙发，向左五步到厨房，
走廊尽头是我的工作室，里面有三架等待调音的钢琴。我知道每一块木地板的轻微起伏，
每一面墙的不同温度，每一扇窗户透进阳光的角度。现在，我要用眼睛重新认识它。
“慢慢来。”阿杰握住我的手臂。我深吸一口气，踏入玄关。第一眼是眩晕。
颜色、形状、纹理、光线——所有视觉信息同时涌来。米黄色的墙面，深棕色的地板，
黑色皮沙发上随意搭着的灰色毛毯。书架上的书籍排列成色彩不一的方块，
窗台上放着一个小小的铜制风铃，当风吹过时，
它发出我熟悉的清脆声响——这个声音终于有了源头。“你的调音室在那边，
”阿杰指向走廊尽头，“要去看看吗？”我点头，小心翼翼地向前走。
每一步都在修正我对空间的认知。走廊比我想象的窄，天花板更高，墙角有一道细微的裂缝，
是我以前从未发现的。工作室的门开着。当我看到里面的三架钢琴时，呼吸几乎停止。
中央是一架斯坦威三角钢琴，它占据了我大部分视野。
我熟悉它的每一个声音——低音区的深沉如夜，高音区的清澈如泉。我知道它的触键力度，
知道踏板踩下时的微小回弹。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它。乌黑的漆面反射着窗外透进的光，
像一片静谧的湖水。琴键黑白分明，整齐排列如等待演奏的时光。我走近，
手指轻轻拂过琴盖，触感与记忆吻合，但视觉赋予了这一动作全新的意义。“它们很漂亮。
”阿杰轻声说。“不仅仅是漂亮，”我说，“它们是……完整的。”以前，
钢琴对我来说是声音的源泉。现在，它是声音和视觉的统一体。
这种统一让我既兴奋又困惑——我的大脑还没有学会如何同时处理这两种信息。
接下来的几周是混乱的学习期。我像新生儿一样重新认识世界，
但内心住着一个三十七岁的成人，这种矛盾让我时常感到撕裂。我学会了区分颜色，
叫出它们的名字：钴蓝、赭石、群青。但名字只是标签，无法传达颜色本身的质地和温度。
我学会了识别面孔，但人脸像是由无数难以记忆的细节组成的谜题。我学会了阅读，
但文字在纸上排成的行列让我头晕，它们没有盲文那种可靠的触感。最困难的是深度感知。
虽然手术恢复了双眼视觉，但我的大脑还没有学会利用它来判断距离。
我常常把东西放错位置，伸手够不到自以为很近的物体，下楼梯时脚步犹豫。一天下午，
我在厨房试图倒水。水壶和杯子都在它们该在的位置——我熟悉的位置。但当我倾斜水壶时，
水流错过了杯子，洒满了桌面。我站在那里，看着水在桌面上蔓延，反射着天花板的灯光。
突然的无力感淹没了我。也许这是个错误。也许我不该打开这扇门，
不该闯入这个我无法完全理解的世界。黑暗中至少有无知的安宁，光明中却充满了挫败。
门铃响了。是林医生例行的术后回访。“恢复期有困难是正常的，”听完我的倾诉后，他说，
“您的视觉通路闲置了二十八年，现在它要赶上来，
同时还要与您已经高度发达的其他感官整合。
这就像让一个成年人在学习走路的同时还要学会跳舞。”“但我觉得自己在倒退，”我说，
“作为调律师，我甚至无法完成最基本的工作。”上周，
我尝试为一架客户送来的立式钢琴调音。以前，
这个过程纯粹依靠听觉和触感：用调音扳手微调弦轴，直到每个音达到完美的和谐。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