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虾我自己会剥。我手里还捏着一只虾。壳已经剥了一半，虾线挑出来了，
红色的肉露在外面。八年了，他头一回说这句话。他拿过离婚协议放在桌上，钢笔搁在旁边。
“敏敏，不是我想这样。你是好人，但你确实跟不上我了。”我低头看那只剥了一半的虾。
笑了。他愣了一下。我说好。签字的时候，他手机亮了。屏幕上弹出一条消息。
备注名是一个心形符号。消息内容只有四个字——“她签了吗？”我的笔顿了一下。
然后继续签。1.蔡建国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快。他准备了一肚子说辞。
什么“聚散是缘分”，什么“以后我不会亏待你”，什么“房子可以给你住到年底”。
我签完字，把笔放回去，对齐了。“还有别的事吗？”他看我的眼神有点复杂。
大概是没见过这种不哭不闹不砸东西的离婚场面。“你……不问问为什么吗？”我想了想。
“不用了。”我站起来。外套挂在玄关，那件灰色的羽绒服，袖口磨得发白了。
我伸手拿的时候，手指碰到旁边挂着的另一件——蔡建国的黑色大衣，今年新买的，
领子上有股我不认识的香水味。我以前不用香水。他也从来没说过我该用。
走出那个家的时候，我拎了一只行李箱。不大，二十寸，是我八年前嫁进来时带的那只。
八年。同一只箱子。进来的时候装满了，出去的时候也装满了。
区别是——进来时装的是期待。出去时装的是旧衣服。最底下压着那件棉袄。奶奶给我的，
出嫁那天非要塞进箱子里。洗过很多遍了，棉花都坨了，但我一直没扔。奶奶走了三年了。
我蹲在电梯里，抱着箱子，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不是因为蔡建国。是因为想起奶奶说过，
“敏敏，过得好就好。过不好，就回来。”回不去了。电梯到了一楼。我站起来，
拖着箱子出去了。外面在下雨。我没带伞。站在小区门口等网约车的时候，手机响了。
是婆婆郑秀兰的微信语音。“敏敏啊，建国跟我说了。你别怨他，他现在是什么身份了？
省商会副会长！你呢？你也不上进，怪谁呢？”顿了一下。“那个房子你尽快搬，
建国说给你到月底。”我没回。又来了一条。“你也别到处说什么，一家人好聚好散。
当初要不是我们蔡家，你一个小地方来的姑娘，能过上这种日子？”我把语音听完了，
关掉微信。雨滴砸在手机屏幕上。来了第三条消息。还是郑秀兰。
但这条不是发给我的——她发错了。“莉莉啊，搞定了！你安心养身体，建国很快就自由了。
”莉莉。孙莉？那个两年前我从大学校招里捞出来、手把手教她跟客户打交道的实习生？
我盯着屏幕上的三个字。雨越下越大。网约车到了。我上车。司机问去哪。我说了一个地址。
不是闺蜜家。不是酒店。是公司。2.说起来，蔡建国的公司能做到今天，要从八年前讲起。
那年我们刚结婚。他在科技园租了两间办公室，做软件外包。五个员工，连前台都没有。
我辞了银行的工作，过来帮忙。一开始是打杂。后来是跟客户。再后来，
客户关系基本都是我维护的。蔡建国擅长的是技术。他能写代码，能出方案，但他不会说话。
不是不能说，是说了让人不舒服。有一回谈一个政府项目，
甲方处长客客气气问了句“这个功能实现周期多久”，
蔡建国直接回“你们需求文档都没写清楚，我怎么给你排期”。那天散会之后，
甲方联系人私下给我打电话：周姐，你老公这个态度，我们处长不太高兴。
我连夜准备了一份补充方案，第二天带了一盒处长爱喝的碧螺春，一个人去了趟甲方。
项目保住了。从那以后，大客户基本都是我在跟。蔡建国不在意这些。他觉得“技术好，
客户自然来”。所以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这些客户是我带来的。公司年会上，
他举着杯子说：“感谢技术团队，感谢市场部的小陈小李，
感谢我的合伙人老方……”我坐在第三排。
手里攥着一份客户回访表——上面十二个客户的联系记录，十一个是我签的字。他没提我。
杨红凑过来，小声说：“嫂子，你就不说说？”杨红是我闺蜜。当初她也在公司帮过忙，
后来自己出去开了家小餐馆。我笑笑。“算了，一家人。”这句话我说了八年。一家人。
一家人不用那么计较。可一家人的饭局上，我是那个给所有人剥虾的。蔡建国爱吃虾。
他嫌自己手笨，从谈恋爱时我就帮他剥。后来结婚了，变成每次聚餐我都在剥虾——给他剥，
给婆婆剥，给他朋友剥，给客户剥。有一次年底请客户吃饭。一桌十二个人，
我剥了整整两斤虾。客户走的时候跟蔡建国握手，说蔡总事业做得好。
蔡建国笑着说：“还行还行，主要是团队给力。”客户指了指我：“这位是？
”蔡建国说：“哦，帮忙的。”帮忙的。那晚回家，
我洗碗的时候发现右手食指裂了一个口子。虾壳的边缘很锋利，剥多了手指会裂开。
我贴了一张创可贴。第二天蔡建国问我：“昨天客户说想加一个功能模块，
你帮我把方案改一下。”他没看到我手上的创可贴。
第三天创可贴换了位置——从食指换到中指。他也没看到。那年冬天，公司年底做客户回访。
我一个人跑了十七家客户。有一家在郊区，坐公交来回三个小时。
回公司的时候已经晚上九点了。蔡建国的车不在。我给他打电话。“在哪呢？
”“跟老方吃饭。你先回家。”我一个人坐末班地铁回去。车厢里没几个人。到家快十一点。
厨房灶上有半锅剩汤。是中午的。我热了一下，喝了两口，倒掉了。洗完碗，我坐在沙发上，
看了一会儿客户回访的笔记。有个客户今天说了句话，本来应该让我高兴。他说：“周姐，
你要是哪天不在这家公司了，我这个单子就不续了。”但我当时只是笑了笑。“不会的，
我一直在。”我确实一直在。八年。八年里，我没休过一个完整的周末。八年里，
我的工资卡自动转入家庭账户，我自己没有私房钱。八年里，
蔡建国从五个人的小公司做到了六十人的中型企业，年营收从一百二十万做到了两千三百万。
这八年里我过敏了三次。虾过敏。是的，我对虾过敏。轻度的，吃不死人，手会起疹子，
嘴唇会肿。但我从没说过。因为蔡建国爱吃虾。因为客户聚餐总有虾。
因为剥虾这件事已经变成了我的条件反射——虾上桌，我伸手，剥壳，挑线，放到他碟子里。
八年。他没吃过一只带壳的虾。也没问过我为什么从来不吃虾。3.离婚后第三天，
我回了趟公司。蔡建国不在。出差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带孙莉去了三亚。
我进了他的办公室。不是来偷东西。我是来拿我的客户档案备份。那些文件本来就是我做的，
存在公共盘里，但原始表格在他电脑桌面上也有一份。我插上U盘，开始拷文件。拷的时候，
目光扫过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名字很普通——“报销”。我没打算看。
但鼠标不小心碰了一下，文件夹打开了。里面不是报销单。是银行转账记录的截图。
一张一张的。我的手停在鼠标上。第一张截图。2023年1月。转账8000元。
收款人：孙x莉。备注：生活费。生活费。我们家每个月的买菜钱是两千块。蔡建国说过，
“家里不用吃太好，节省点。”两千块买菜钱。八千块给她生活费。我往下翻。2月。
8000。3月。8000。每个月都有。像发工资一样准时。我深吸了一口气，继续翻。
然后看到了第二种截图。2023年6月。消费记录，某奢侈品专柜。金额：48000元。
四万八。我的脑子里自动弹出一个画面。同一年，我们结婚纪念日。
我问他要不要出去吃顿饭？他说最近公司资金紧，在家吃吧。在家吃。他翘着腿看电视。
我做了四菜一汤。四万八买了个包。不是给我的。我结婚八年，他没给我买过一个包。
我用的那个帆布袋，是杨红餐馆的赠品。我继续往下翻。手指有一点麻。2023年9月。
转账170000元。备注：宝贝的车。十七万。我通勤方式是地铁。一号线换三号线，
单程五十八分钟。冬天早高峰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我曾经被挤掉过一只鞋。
他从没说过给我买辆车。倒不是没提过。有一次我说，公交太挤了，要不买辆代步车？
他说：“车养起来贵。油费保养停车费，一年下来好几万。家里花钱的地方多，再等等。
”十七万，买车。给她。再等等。对我说。我的手已经有点抖了。但还有。下一张截图。
2024年3月。转账320000元。备注：小窝首付。三十二万。首付。
他给她买了房子。同一个月。我翻出手机，找到三月份的微信聊天记录。3月12日，
我给蔡建国发消息：“单位体检说我有个结节，医生建议做增强CT复查，费用大概三千八。
”他回的是：“就一个结节，有必要花这么多钱查吗？过段时间再说吧。”三千八，太贵了。
过段时间再说。三十二万，买房。立刻就付了。我关掉了屏幕。手心全是汗。办公室很安静。
窗外有人在笑。我坐在他的椅子上，从2022年的记录翻到2024年。两年半。
每一条都是我不知道的。我拔掉U盘。站起来的时候膝盖发软。走到门口，
看见公司走廊上挂着一张合影——去年公司团建拍的。蔡建国站在C位，笑得很灿烂。
我站在最边上，手里还端着给大家接水的杯托。孙莉站在蔡建国旁边。距离比我近。
我以前从来没注意过这个。一个细节突然像针一样扎了一下。孙莉。孙莉是我招进来的。
两年前校招，她的简历是我从一百多份里挑出来的。面试也是我做的。
蔡建国说“行政的事你看着办”，他连她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是我手把手教她做客户资料整理。是我带她跑过三次客户。
是我跟蔡建国说“这个小姑娘做事认真，可以转正”。她是我招进来的。
她和我老公睡在一起。两年半了。我拿我的手，替她打开了通向我老公的门。
我把那张合影从墙上取下来。没摔。没撕。放在了他桌上。然后回到走廊上。走了几步，
停下来。奶奶说过一句话。“敏敏以后要是受了委屈，记得回来找奶奶。”奶奶。
我找不到你了。我站在走廊上，没哭。只是站了很久。4.接下来三天，我没去公司，
也没联系蔡建国。我住在杨红家。她的餐馆楼上有个小阁楼，放了张行军床。
杨红问我怎么了。我说离婚了。她筷子都掉了。“怎么回事？那个狗东西——”“先别说了。
”我打断她。“我需要几天。”杨红看了我一眼，没再问。她是了解我的。这三天里，
我做了一件事。我用自己的手机登录了公司的财务系统。密码是我设的。蔡建国不记密码，
所有系统的密码都存在我手机备忘录里。我开始查。不是查出轨记录了。那些我已经看够了。
我查的是——八年来，我到底付出了多少。我打开Excel，一行一行地列。2016年。
我辞掉银行工作，月薪8500。入职蔡建国的公司，
月薪0——他说“自家公司不拿工资”。2016年到2024年。八年。按8500算，
放弃的薪资：81.6万。客户招待费。每次请客户吃饭，发票都是公司报销，
但有些小额支出——买茶叶、买礼物、买水果——是我自己垫的。我有习惯记账。
我翻出记账APP。八年。零零碎碎。合计：6.7万。从来没报过。家务。八年里，
保姆请过六个月，其余时间全是我。买菜做饭洗衣服拖地，
加上照顾婆婆和蔡建国——这个没法算。但有一笔能算。每年春节，
蔡建国给他妈两万块过节费。给我妈零。“你妈不需要，你妈在老家花不了什么钱。
”我妈在老家靠两亩地过活。我每个月偷偷转五百给她，从买菜钱里省出来的。八年。
我省下给我妈的钱：4.8万。从买菜钱里。从他给我的两千块买菜钱里。
我把这些数字列完，盯着屏幕。数字是冷的。但每一个数字背后，
我都能看到一个具体的自己。2018年冬天，客户年终答谢宴。
我穿了三年前的那件黑裙子，因为没有预算买新衣服。蔡建国穿的是新定制的西装。
2020年夏天，我妈住院。肠息肉手术，需要一万二。我跟蔡建国说能不能从公司账上借。
他说公司账上不宽裕。我找杨红借了八千，自己凑了四千。2021年，奶奶去世。
我回老家奔丧，蔡建国没陪。说公司走不开。我一个人坐了六个小时的硬座回去。
奶奶的棺材前跪了一夜。我把那些数字存好了。然后打开了另一个文件。客户通讯录。
六十七个客户联系人。我挨个看了一遍。其中，由我独立开发并维护的客户：五十三个。
由蔡建国开发、我接手维护的：九个。由市场部其他人开发的：五个。五十三个。
公司年营收两千三百万，这五十三个客户贡献了多少？我算了一下。一千八百七十万。
占总营收的81.3%。我关上电脑。窗外天快亮了。杨红翻了个身，她还在睡。
我坐在行军床上，看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一千八百七十万。八年，
我给他搭了一个一千八百七十万的台子。他从台子上下来的时候跟我说——“你跟不上我了。
”我笑了一下。这次是真笑。5.第四天。我开始收拾行李。从杨红家搬走之前，
要把那只二十寸的箱子理一理。衣服没几件。
蔡建国允许我带走的只有我自己的衣服和随身物品。翻到箱子最底层，看到了那件棉袄。
奶奶的棉袄。我拿起来。洗过太多遍了，蓝色的格子褪成了灰白色，领口磨出了线头。
我本来想把它放进垃圾袋里。三十二岁了，还穿这种老式棉袄，像什么样子。
蔡建国以前也说过，“你那些旧衣服能不能扔了？放在衣柜里丢人。”我提着棉袄站起来。
垃圾袋已经张开了口。但我没放手。不知道为什么。
大概是因为这件棉袄还带着一点奶奶的味道。不是真的味道，是记忆里的。
樟脑丸和灶台柴火混在一起的气味。我把棉袄贴近了一点。然后摸到了一个硬块。
在棉袄的里衬里，左胸口的位置。我捏了一下。薄薄的，硬的，像一张卡。我的手停住了。
棉袄的里衬有一道缝——不是破的，是手针缝的。针脚很密，用的是和衬布同色的线，
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我找了一把剪刀。剪开。里面是一个红色的塑料袋，包了好几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