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成长经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这句话，我许广平在心里咀嚼了七十年。
七十年啊，足够长江水把石头磨成沙，足够青丝熬成满头雪，
也足够一个罪人从轻狂少年熬成风中残烛。可偏偏磨不去记忆里那根刺，
那根扎在良心上、随心跳一下下刺痛的刺。我是许广平，生于民国三十四年，
也就是1945年的南京。那时候，南京城刚刚从一场大难中喘过气来，
街道上还残留着硝烟和眼泪的味道，可梧桐树照样抽出新芽，秦淮河的水依旧缓缓地流。
此刻，我坐在城南老宅的天井里，手边是一杯早已凉透的雨花茶。晨雾还未散尽，
青石板路上传来零星的脚步声——送菜的、上工的、上学的。
这些声音组成了一首平淡的生活序曲，我却从中听出了别样的韵律，那是1949年春天，
我第一次听见命运敲门的声音。那时我刚满四岁，还不懂事，却清楚地记得那个傍晚。
父亲许明远把我抱在膝上，母亲在一旁默默整理着几只藤箱。屋子里点着煤油灯，
光影在父亲脸上跳跃，照出他紧锁的眉头。“时局要变了，”父亲低声说，
“我们得离开南京。”母亲停下手中的活，抬头看他：“去哪儿？”“上海，
然后……或许去香港。”我不知香港是什么，只觉得父亲的声音里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颤抖。
后来才明白，那种颤抖的名字叫“恐惧”。我们没有走成。第二天清晨，城门就封了。
再后来，红旗插上了中华门，南京城换了人间。父亲从银行职员变成了历史有问题的人，
我们家的大宅院被切走了一半，分给了三四户人家。这些变故对四岁的孩子来说太过抽象，
我只记得家里突然变得很安静，父亲总是一个人抽烟到深夜，母亲的眼神越来越黯淡。
直到有一天，父亲牵着我走到夫子庙，指着熙攘的人群说：“广平，你看这些人，
有的脸上写着‘得’，有的脸上写着‘失’。可你要记住，得失不是看一时，要看一世。
”我当时不懂，只是点头。很多年后回想，才明白那是父亲对他儿子最后的教诲，
也是一个失意者对命运最后的抵抗。五十年代初，父亲被调去城北的一家小工厂当会计。
每天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往返要两小时。母亲则在家接些缝补的活计，补贴家用。
我们家的餐桌上，荤腥渐渐成了稀客。七岁那年，我背着母亲用旧衣服改的书包上了小学。
那所学校前身是教会学堂，青砖拱窗，院子里有两棵巨大的银杏树。秋天时，
金黄的叶子铺满地面，踩上去沙沙作响。就在那里，我遇见了周文娟。她是教师的女儿，
扎着两条乌黑的辫子，眼睛又大又亮。那天她穿着干净的碎花裙，坐在教室第一排，
而我因为迟到，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整整一节课，
我的目光都无法从她细小的背影上移开。下课后，她走到我面前，
递给我半块橡皮：“你用我的吧，我看见你的橡皮只剩一点点了。”那块橡皮是粉色的，
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我愣愣地接过，脸涨得通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笑了笑，
转身跑开了，辫子在阳光下甩出好看的弧线。那块橡皮我用了整整三年，
直到它变得只有指甲盖大小，仍然舍不得扔。很多年后，
当我拥有了可以买下一整间文具店的能力时，最怀念的却仍然是那块带着桂花香的粉色橡皮。
放学后，我常常绕远路，只为了经过文娟家所在的那条巷子。她家在一栋精致的二层小楼里，
院墙上爬满了蔷薇。有时能看见她在院子里练字，握着毛笔，一笔一划认真极了。
我不敢停留，只是匆匆一瞥，心跳却快得像要蹦出胸膛。父亲察觉了我的变化。一个周末，
他难得休息，带我去爬紫金山。到了半山腰，我们坐在石头上歇息。
父亲指着山下灰蒙蒙的南京城：“广平，你看这座城，见过多少荣华富贵，
也见过多少家破人亡。可它还是它，不悲不喜。”我似懂非懂地点头。父亲转过身，
认真地看着我：“你喜欢周老师的女儿，是不是？”我吓了一跳，脸顿时烧起来。
父亲没有责备，反而温和地笑了：“喜欢一个人是好事，但要记住，
真正的喜欢是让自己变得更好，配得上那份喜欢，而不是用旁门左道去强求。
”这话我当时只听懂了一半，拼命点头保证：“我会好好读书，将来考好学校！
”父亲摸了摸我的头，眼神复杂。
很多年后我才读懂那眼神里的含义——那是一个知道自己无法给儿子创造更好未来的父亲，
最深沉的无奈。日子像秦淮河的水，看似平静，却暗流涌动。1958年，我十三岁，
大跃进开始了。学校的课程减少，我们被组织去参加各种劳动。也就是在那时，
我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些改变我一生的东西。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
我们班被派去协助清理一处废弃的仓库。据说那里曾经是某位国民政府官员的产业，
解放后一直封存着。仓库很大，积满了灰尘。我们在老师的指挥下，
把一堆堆旧文件、旧家具搬出来分类。大多数是没什么价值的东西，准备送去造纸厂回收。
就在清理一个角落时，我踢到了一个沉重的木箱。箱子被锁着，但锁已经锈蚀。出于好奇，
我撬开了它。那一刻，我几乎忘记了呼吸。箱子里没有金银财宝，
只有一堆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最上面的一包，
里面是一叠泛黄的纸张。展开一看，竟然是民国时期的债券和地契，还有几张银行的存单。
我的心狂跳起来，环顾四周，同学们都在忙碌，没人注意到这个角落。鬼使神差地，
我迅速地把那包东西塞进了衣服里，然后把箱子盖好，推到一堆杂物下面。整个下午，
我魂不守舍。衣服里那包东西像炭火一样烫着我的身体，也烫着我的心。我想起父亲的话，
想起文娟明亮的眼睛，也想起家里拮据的生活。傍晚回到家，
我偷偷把那包东西藏在了床底下。夜里，等父母都睡了，我才拿出来仔细查看。
油纸包里除了债券地契，还有一个小布袋，里面装着十几枚银元，以及一对翡翠耳坠。
银元我认识，是“袁大头”。翡翠耳坠在月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一看就不是寻常之物。
我握着那对耳坠，突然想起文娟母亲似乎也有类似的一对，只在重要场合才戴。
一个疯狂的念头在我心里滋生。第二天，我向老师请了假，说要帮家里办事，
实际上揣着两枚银元去了夫子庙。那时候，私下交易银元是违法的，
但我知道哪里能找到门路。在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我找到一个蹲在墙角晒太阳的老头。
“这个，收吗？”我亮出手心里的银元。老头眯着眼看了看，又打量我一番，
伸出两根手指：“两块钱一个。”“太少了，”我壮着胆子还价，“至少五块。
”最后以四块钱一枚成交。我拿着八块钱——相当于父亲半个月的工资——走出了小巷。
阳光刺眼，我手心全是汗，心里却有一种奇异的兴奋。用这八块钱，
我给母亲买了她一直舍不得买的布料，给父亲买了两包好烟，还剩下一些。回家后，
母亲摸着布料，眼眶红了：“这孩子，哪来的钱？”“学校劳动发的补贴。
”我撒了平生第一个重大的谎。父亲盯着我看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
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那眼神让我心虚，但更多的是初次得手的刺激。晚上，
我把玩着那对翡翠耳坠，想象它们戴在文娟耳朵上的样子。突然，我下定决心，
要把耳坠送给她。机会在一周后到来。文娟生病没来上学，我自告奋勇去给她送作业。
敲开她家的门，是她母亲周师母开的门。“许广平啊，进来吧，文娟在楼上。
”我第一次走进文娟的家。屋子收拾得干净雅致，书架上摆满了书，墙上挂着字画。
文娟的房间在二楼，小而温馨，窗台上养着一盆茉莉。她靠在床上，脸色有些苍白，
看见我进来，眼睛亮了一下：“你怎么来了？”“给你送作业。”我把作业本递给她，
手心全是汗。我们聊了一会儿学校的事。临走时，我鼓足勇气，
掏出一个小布包放在她床头：“这个……送给你，祝你早日康复。”没等她反应，
我就逃也似地跑下楼。回家的路上，我的心跳得像打鼓，既有期待又有恐惧。
第二天文娟来上学了，耳朵上戴着那对翡翠耳坠。阳光透过窗户照在她侧脸上，
翡翠闪着温柔的光。她朝我笑了笑，指了指耳朵，用口型说了声“谢谢”。那一刻，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
周老师——也就是文娟的父亲——把我叫到了办公室。他脸色严肃，关上门，
拿出那个装耳坠的小布包放在桌上。“许广平，这东西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支支吾吾说不出话。周老师叹了口气：“这耳坠是我一位故友的旧物，
民国时就不见了。你老实告诉我，是不是从什么地方拿的？”在周老师锐利的目光下，
我崩溃了，一五一十地交代了仓库里发现木箱的事，但隐瞒了银元和其它债券地契。
周老师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最后他说：“这件事我会处理，那些东西必须上交。至于你，
广平，你很聪明，但聪明要用对地方。这次我就不告诉学校了，但你得写份检查，
保证再也不犯。”我如释重负，又羞愧难当。走出办公室时，周老师叫住我：“还有，
耳坠我不能让文娟留着，但你的心意她知道了。”那天放学，文娟还是和我一起走。
快到分手的路口时，她轻声说：“爸爸都跟我说了。广平，我知道你是好意，
但以后不要这样了，好吗？”我重重地点头，眼泪差点掉下来。我以为事情就这样过去了。
可命运从来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的人。两个月后，父亲突然被工厂叫去谈话，
回家时面如死灰。母亲焦急地问怎么了，父亲只是摇头，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夜里，
我听见父母在隔壁低声说话：“……仓库那件事，
有人举报了……”“可广平不是已经……”“说是还有别的东西没交，
现在要追究责任……”我浑身冰凉，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一夜，
我睁眼到天明。第二天，父亲被带走了。母亲哭成了泪人，我站在天井里，
看着梧桐树的影子一点点拉长，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绝望。三天后父亲回来，人瘦了一圈，
眼神空洞。原来仓库的管理员发现箱子被撬，报了案。虽然周老师为我作证，
说我已经上交了部分物品，但仍有银元等财物下落不明。父亲为了保我，承担了所有责任，
被开除了公职。那晚，父亲没有责备我，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吃一堑长一智，以后的路，
要走正。”可是已经晚了。家里的经济来源断了，母亲日夜做活，眼睛都快熬瞎了。
我退了学，到处打零工，但一个十三岁的孩子能挣多少钱？最痛苦的是，
我再也无法面对文娟。每次看到她，愧疚就像刀子一样割着我的心。她试图接近我，
找我说话，我都避开了。直到有一天，她拦住我：“许广平，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看着地面，不敢看她的眼睛：“我配不上和你做朋友。”“谁说的？”她急了，
“我从来没这么想过！”但我转身跑了，跑得飞快，仿佛这样就能逃离自己的罪恶。一年后，
文娟家搬走了，据说周老师调去了别的学校。她临走前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
里面只有一句话：“我等你成为让我骄傲的人。”我握着那封信，在秦淮河边坐了一整夜。
河面上倒映着零星的灯火，像破碎的星光。我想起父亲的教诲，想起周老师的宽容，
想起文娟的期待，再想想自己做过的事，一种巨大的悔恨淹没了我。可是悔恨不能当饭吃，
也不能治好母亲的病。家里越来越困难，我开始在街头流浪，
结识了一些同样无所事事的少年。我们偷过菜市场的菜，摸过路人的口袋，
渐渐地在城南一带有了点“名气”。第二章：穿云那一夜南京的寒风，
本该将我彻底吹入深渊的。我坐在小巷冰冷的石阶上，手指间的廉价烟卷快要燃尽，
钱包里那张陌生工程师的全家福灼烧着我的掌心。远处鼓楼的钟声在夜色中一层层荡开，
像年轮，也像拷问。就在这时，巷口传来了不一样的脚步声。
不是警察那种规律而警惕的步子，也不是醉汉的踉跄，而是沉稳、有力，
带着一种奇特的节奏。我下意识抬头，看见两个身影在路灯下拉长。不是警察。
是两个穿着军便装的男人，一个约莫四十岁，面容刚毅如石刻；另一个年轻些，
手里拿着公文包。他们在巷口停住了，年长者看向我，目光如探照灯般扫过。我本能地想逃，
但双腿像灌了铅。也许是那目光里有种不容置疑的东西，也许是我内心深处的某个角落，
其实在等待这样一束光。“小同志，这么晚了不回家？”年长者开口，声音不高，
却带着穿透力。我张了张嘴，发不出声。手里的钱包像烧红的烙铁。年轻军官上前一步，
他的目光落在我手中的钱包上，微微一凝。我绝望地想，完了，全完了。
但年长者却摆了摆手，示意同伴退后。他缓步走到我面前，蹲下身，平视着我。
这个动作让我愣住了——那个年代，一个干部模样的军人，蹲下来和一个街头少年平视。
“我叫陈志国，”他说，声音放得更缓，“空军的。小同志，你叫什么？”“……许广平。
”我的声音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许广平，”他重复了一遍，点点头，“好名字。
广博平安。”他看了看我手中快要燃尽的烟，“会抽烟，不是个好习惯。但更不好的习惯，
”他的目光扫过我另一只手里的钱包，“是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我浑身僵直，血液都冷了。
“但人这一生，”陈志国缓缓站起身，“最怕的不是犯错，而是犯错之后，
连改正的机会都抓不住。”他伸出手：“钱包给我。”我颤抖着递过去。他接过来，
没看里面的钱，而是抽出那张全家福，仔细看了看。“明天一早，去新街口派出所，
把钱包交过去，就说是在路边捡的。”他把照片放回去，将钱包递还给我，“能做到吗？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我不是在和你商量，许广平。”他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
“这是命令。一个军人，不会问为什么，只会执行。听懂了吗？”我茫然点头。
“明天下午三点，”他报了一个地址，“到这里来。带好你的户口本，还有街道开的证明。
”他顿了顿，“如果你去了派出所的话。”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开。“为什么？
”我终于挤出声音，“您为什么……”陈志国回过头，
路灯在他棱角分明的脸上投下阴影：“因为我在你眼睛里看到了十八年前的我。”他顿了顿，
“也因为空军今年要招一批特殊兵源，政治可靠、头脑灵活、手脚麻利。
最重要的是——需要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他们走了，脚步声消失在夜色中。
我握着那个钱包，在寒冷的南京街头站了很久。第二天，我去了派出所。
值班的老民警接过钱包，抬眼看了看我：“捡的？”“嗯，捡的。”他翻开钱包看了看，
又抬眼看了看我，什么也没说，低头开始写收据。那一刻，我感觉他什么都知道。下午三点，
我如约来到那个地址——是省军区的一个办事处。陈志国在门口等我，见我来了，
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赞许。“进来吧。”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改变了我的一生。
体检、简单的文化测试、政治审查。我如实交代了自己的过去，包括那次仓库事件，
包括在街头流浪的日子。审查的军官眉头紧锁，几次看向陈志国。“老陈，
这……”“我负责。”陈志国就说了三个字。一周后，入伍通知书送到了我家。
父亲拿着那张薄薄的纸，手在抖。母亲哭了，这次是喜极而泣。街坊邻居都来祝贺，
说许家出了个军人，还是空军，光宗耀祖。没有人知道，这张通知书是一个交易，一次救赎，
也是一场堵伯。1964年春天，我穿上军装，登上北上的列车。站台上，
父亲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干，别辜负……”他没说完，但我懂。
陈志国在站台的另一头等我，他已经先调回部队了。火车开动时，
我看着渐渐远去的南京城墙，看着站台上越来越小的父母的身影，
突然有种不真实感——我真的能重新开始吗？新兵训练在河北的一个基地。
那是我从未经历过的苦：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十公里越野，队列训练，战术动作，
政治学习……但我拼命咬着牙。因为我知道，这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救生圈。
陈志国偶尔会来看我。他已经是雷达某团的团长了。“雷达兵，”有一次他对我说，
“是空军的眼睛。眼睛要亮，心要静，手要稳。最重要的是，”他盯着我，“要绝对忠诚。
因为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每一个光点，都可能关系国家的安全。”我被分到了雷达操纵员专业。
这需要极强的空间想象能力、快速反应和高度专注。
我意外地发现自己很适合——那些年在南京街头混迹，
锻炼出的观察力、瞬间判断和抗压能力，在这个领域找到了用武之地。1965年，
我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专业训练，被分配到东南沿海的一个前沿雷达站。这里是真正的前线，
对面就是台海。雷达站建在山顶，几排平房，一个巨大的雷达天线日夜旋转。
生活是枯燥的：每天三班倒，守在屏幕前，看着那些绿色的扫描线一圈圈划过，
识别、判断、上报每一个空中目标。战友们来自天南地北。班长是个山东汉子，叫李大山，
话不多但技术扎实。他很快就发现我的“天赋”——我能在一堆杂波中快速识别出异常信号，
能记住上百个常见目标的雷达特征。“小许，”有一次他拍着我的肩膀，
“你小子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但我心里总有一块石头。我知道我的“历史”在档案里，
那就像一颗定时炸弹。直到有一天，指导员找我谈话。“许广平同志，组织上决定，
给你一次特殊任务。”原来，由于我在业务上的突出表现，
加上“背景单纯”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紧，被选入一个秘密小组，
负责监控和识别一种特殊目标——高空侦察机。“这些飞机飞得高，信号弱，
经常在边界线游走，很难识别。”指导员神色严肃，“你的任务就是学会识别它们，
并且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判断。”我感到了沉甸甸的责任。1966年初春，一个凌晨，
轮到我值班。屏幕上一片平静，只有一些民航航班的信号在规律移动。我喝了口浓茶，
揉了揉发酸的眼睛。就在扫描线划过第三十六圈时，
一个几乎微不可察的亮点在屏幕边缘一闪而过。我的神经瞬间绷紧。那不是民航的航迹，
高度异常，速度很快，而且……它在边界线附近突然转向，做了一个诡异的机动。“班长！
”我喊道。李大山冲过来，盯着屏幕。那个亮点在几秒后又出现了，这次更清晰一些。
“高度两万二，速度八百……在爬升。”我快速报出数据。“是它。”李大山的声音很沉，
“高频段信号特征吻合。上报！”我抓起专线电话，手竟然没有抖：“指挥所，
这里是三号站，发现‘黑乌鸦’，方位175，高度两万三，速度八百五，
正在向我境内深入！”接下来的每一秒都像被拉长了。指挥所的命令一道道传来，
战斗机升空拦截的通报响起。我看着那个亮点继续深入，心跳如鼓。“小许，
”李大山突然说，“如果今天打下来，你是首功。”我没有说话，只是死死盯着屏幕。
那个亮点开始做规避动作，显然已经发现自己被跟踪。我方战斗机的信号正在快速接近。
然后，在屏幕上的某个瞬间，几个光点交汇了。一阵轻微的干扰波纹扫过屏幕。接着，
那个高空的亮点开始下坠，速度越来越快，高度急剧下降。“打中了！”值班室里有人喊。
我没有喊，只是感到一阵虚脱，后背的军装已经被汗水浸透。后来我们知道，
那是一架外国高空侦察机，多次侵入我领空侦察。这次被击落，震动很大。
我们雷达站立了集体二等功，我因为“及时发现并准确识别目标”，被授予个人三等功。
授奖大会那天，陈志国来了。他已经升任师参谋长。会后，他单独找我。“许广平，
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想了想：“像……重新活了一次。”他点点头：“但你要记住，
一次功劳洗刷不掉过去的错。真正的重新做人，是一辈子的事。”1968年，我服役期满。
因为技术过硬，加上那次立功表现，组织上希望我留下提干。我犹豫了。这些年，
我每月都给家里寄钱，父母的身体渐渐好转，但我心里始终牵挂着南京。更重要的是，
我收到了父亲的信，信里提到周文娟回南京了，在中学当老师，还没结婚。
那个名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被我尘封多年的某个匣子。我最终选择了复员。离开部队那天，
陈志国来送我。“回地方好好干，”他说，“空军培养了你，但人生是你自己的。
”火车南下，再次看到南京城墙时，我的心情复杂难言。五年，
我从一个街头浪子变成了立功军人，戴着大红花回到故乡。街道敲锣打鼓地欢迎，
安置办给我分配了工作——到市无线电元件厂当技术员。父亲老了，
但腰杆挺直了；母亲笑着流泪，说儿子有出息了。一切似乎都走上了正轨。
我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去夜校补习文化。厂领导很器重我，因为我有部队学的技术，
很快成了技术骨干。然后，在一个星期天，我遇见了周文娟。是在夫子庙的古旧书店里。
我找一本无线电方面的书，抬头时，看见了她。她几乎没变，只是辫子剪成了齐耳短发，
戴着一副眼镜，多了几分书卷气。她也在找书，踮着脚够上层的一本诗集。“我帮你。
”我脱口而出。她转过头，愣住了。时间在那一刻静止了。“……许广平？”“是我。
”我们坐在书店旁的茶楼里，局促而沉默。窗外是秦淮河，画舫悠悠，像时间的摆渡。
“我听说你参军了，还立功了。”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嗯。”“真好。
”又是一阵沉默。“你……结婚了吗？”我问。她摇摇头：“没遇到合适的。”顿了顿，
“你呢？”“也没有。”茶凉了，我们续了热水。开始聊这些年的事，聊得磕磕绊绊，
像两条分开太久的河流试图重新汇合。送她回家时，
在她家巷口还是那条爬满蔷薇的巷子，她突然说：“我爸爸前年去世了。
”我心头一震：“周老师他……”“肺癌。走之前，他还提起你。”她看着我，“他说，
许广平那孩子，本质不坏，就是路走歪了一下。走正了，会是个好样的。”我眼眶发热。
“许广平，”她认真地看着我，“你现在走正了吗？”“我在努力。”我说，
每一个字都发自肺腑。她笑了，那个笑容，和我记忆中十三岁那年她递给我橡皮时的笑容，
重叠在了一起。我们开始来往。很慢，很谨慎，像两个都受过伤的人。我常常想，
如果人生就这样继续下去，该多好——一份体面的工作，一个心爱的人，一个安稳的未来。
可是命运总喜欢在最平静的水面投下石子。1970年，父亲病倒了。是肝病，
需要一种很贵的进口药。我的工资加上复员费，勉强撑了三个月，就见底了。
母亲偷偷把她的首饰卖了，那是她最后一点嫁妆。我知道后，心如刀绞。一天夜里，
我在医院守夜，父亲在昏睡。母亲拉着我的手，泪如雨下：“广平，妈对不起你，
这个家拖累你了……”我摇头，一句话也说不出。第二天，我回到老宅想找些值钱的东西，
哪怕能换点钱。翻箱倒柜时，我在父母床下的最深处，摸到了一个用油布层层包裹的东西。
打开时，我的手开始抖。是那个木箱里的东西。
除了当年我上交的、送文娟的耳坠后来被她父亲还给我父母之外，
其余的一切都在——债券、地契、还有我没动过的八枚银元。父亲一直留着。他没有销毁，
也没有上交给后来的运动，而是藏了起来，藏了整整二十年。我坐在地上，
看着那些泛黄的纸片和冰冷的银元。窗外的阳光照进来，尘埃在光柱中飞舞。二十年前，
这些东西开启了我的堕落。二十年后，它们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像一个轮回的考验。
父亲的医药费，母亲的眼泪，文娟期待的眼神，陈志国的叮嘱，雷达屏幕上的光点，
授奖时的掌声……所有画面在我脑中翻涌。我该怎么做？我把包裹重新包好，放回原处。
走出老宅时，阳光刺眼。那天下午，我去找了文娟。她正在备课，看见我来，很高兴。
“正好，我做了桂花糕，你尝尝。”我吃了一口，很甜，却甜得发苦。“文娟，”我突然说，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又犯错了，你还会相信我能改好吗？”她放下手中的笔，
认真地看着我：“许广平，人不是神，都会犯错。但真正的勇敢，不是不犯错，
而是犯了错还敢继续往前走。”她握住我的手：“我们一起往前走，好吗？
”我看着她清澈的眼睛，点了点头。但我知道，有些决定必须一个人做。有些深渊，
只能一个人凝视。那天夜里，我再次打开了那个油布包。银元在月光下泛着冷白的光。
我拿起一枚，上面袁世凯的侧脸似笑非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可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选择。而我，许广平，在1970年这个夏天的夜晚，站在了又一个岔路口。这一次，
我选哪条路？窗外传来隐约的梆子声，是更夫在报时。夜已深，南京城沉睡着，
不知道它又一个孩子，正站在命运的门槛上颤抖。我把银元放回去，把包裹重新藏好。
至少今晚，我选择了转身离开那个深渊。但明天呢？谁也不知道。
第三章：金缕衣婚礼是在1972年国庆节办的。
文娟穿着她母亲压箱底的浅红色旗袍——那年头不敢穿大红，改良过的样式，
领口绣着细密的梅花。我穿着崭新的中山装，是母亲用攒了半年的布票扯的料子，
请鼓楼最好的裁缝做的。周家的客厅挤满了人。
文化系统的干部、学校的老师、还有我和文娟各自不多的亲友。
周父——现在应该叫岳父了——周崇礼站在主位，
这位新上任的省文化厅厅长今天没有穿干部装，而是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精神矍铄，
笑容却有些复杂。仪式很简单，对着毛主席像鞠躬，向来宾致谢，交换了革命伴侣的誓言。
没有婚纱，没有戒指，只有两本红宝书作为信物。但文娟的眼睛那么亮，
亮得让我觉得这一切简陋都有了光彩。酒是凭票供应的散装白酒，
菜是食堂大师傅来家里做的，四荤四素，已经是那个年代罕见的体面。
工友和战友们起哄让我讲恋爱经过，我端着酒杯，手心全是汗。“我和文娟，”我开口，
声音有点哑，“是小学同学。”满堂哄笑。文娟红了脸，桌下轻轻碰了碰我的腿。
“后来我走了弯路，”我继续说，场上安静了些，“是文娟，还有周叔叔，把我拉回了正路。
我许广平这辈子……”我顿了顿，把涌到喉咙的哽咽压下去，“有两份恩情还不完。
一份是部队的培养，一份是周家的信任。”掌声响起来。我仰头把酒干了，辣的像刀割喉咙。
岳父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什么也没说，但那手的力道里，有太多说不清的东西。
新房是周家腾出来的一间厢房，十五平米，刷了白墙，贴着红双喜字。
家具是我和文娟自己攒的：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写字台，两把椅子。
最奢侈的是写字台上的台灯，是岳父送的结婚礼物，带绿色玻璃灯罩，可以调节亮度。
夜深了，宾客散去。我和文娟坐在床沿，第一次在这么小的空间里独处，空气稠得化不开。
“累了吧？”她轻声问。我摇摇头，又点点头。她笑了，起身去倒水。
我看见她旗袍下摆随着动作轻轻摆动，忽然想起很多年前，在蔷薇花墙外偷看的那个下午。
“文娟。”我叫她。“嗯？”“你爸……岳父他，是不是不太赞成我们结婚？
”她端着水杯的手顿了顿，然后走过来，在我身边坐下，把水递给我：“他要是真不赞成，
会安排你去博物院工作吗？”这话让我心里那根刺又动了一下。一个月前，
岳父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文化厅大楼三层的一间屋子，书架上摆满了文件，
窗台上有一盆文竹。“坐。”他指了指椅子，自己却没有坐，而是站在窗前，背对着我，
“广平，你和文娟的事，我考虑了很久。”我的手心开始冒汗。“按理说，”他转过身，
目光平静，“我不该干涉子女的婚事。但我是文娟的父亲，有些话不得不说。”他走到桌前，
拿起一份文件，又放下，“你在部队表现很好，立过功，技术过硬。回地方这三年，
在厂里也踏实肯干。这些我都了解。”我等着“但是”。“但是，”他果然说了，
“你过去的那些事，档案里白纸黑字写着。虽然这些年你改好了，
可谁知道哪天会被人翻出来做文章？”我的心沉下去。“所以我想，”他直视着我，
“给你换个环境。博物院那边缺一个设备管理员，
负责维护馆里的电力系统和一些简单的仪器。你懂无线电，上手应该不难。
最重要的是——”他顿了顿，“那里是文化单位，相对单纯，离政治远一些。”我愣在那里。
博物院——我这种只在照片上见过文物的人，要去那里工作？“当然，”岳父坐下，
双手交握放在桌上，“这中间我打了招呼。但你要明白，打铁还需自身硬。我帮你进门，
后面的路，得你自己走直了走正了。”我起身，深深鞠了一躬：“周叔叔，
我……”“该改口了。”他脸上终于有了一丝笑意，“文娟这孩子，认准的事，
九头牛拉不回。既然她认准了你，我就希望你们能过得好。”从文化厅大楼出来，
我沿着长江路走了很久。梧桐叶子开始黄了，一片片飘下来。我忽然想起父亲去世前说的话，
那时他已经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拉着我的手：“广平，周家对咱们有恩。这份情，
要记一辈子。但你记住，恩情是恩情，腰杆是腰杆。人活着，可以欠钱欠情，但不能欠志气。
”父亲没看到我结婚，没看到我穿上中山装，没看到我走进博物院的大门。
他是在去年冬天走的，肝病晚期。临终时，他让母亲从床底下拿出那个油布包，当着我面，
一枚一枚数那八块银元。“这些……你处理掉。”他喘着气说，“干净……干净地做人。
”母亲后来告诉我，那八块银元，父亲当年本可以交上去立功，可以换钱治病，但他没有。
他藏了二十年，守着一个父亲对儿子最后的保护——万一儿子真走投无路了，
还有这点东西能救命。“你爸说，”母亲抹着泪，“这东西脏，但有时候，
干净的命需要脏的钱来续。”我没用那些银元。父亲的后事办得很简单，剩下的钱，
我包好藏了起来。像是藏着一个秘密，也像藏着一份未完成的承诺。“想什么呢？
”文娟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新房的红烛快烧尽了，烛泪在烛台上堆积成奇特的形状。
“想岳父。”我老实说。文娟靠过来，头轻轻搭在我肩上：“我爸这个人，表面严肃，
心里软。他安排你去博物院，其实是想保护你。这些年运动多，工厂里成分复杂，
你在那里容易被人盯上。博物院不一样，都是文化人，清静。”我握住她的手，很凉。
“文娟，如果我……”我想问她，如果我终究辜负了这一切呢？如果我骨子里还是个贼呢？
但我没说出口。只是转过头，轻轻吻了她的额头。她闭上眼睛，
长长的睫毛在烛光下投下阴影。那一夜，我们说了很多话，关于过去，关于未来。
她说想生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说想好好学文物知识，
也许以后能转做研究；她说她父亲书房里有好多书，我可以随便看；我说等攒够钱，
我们换个大点的房子……天快亮时，我们才沉沉睡去。梦里，我又回到了雷达站，
屏幕上的光点一圈圈旋转，然后突然变成了一块块银元，在黑暗中发着冷光。
金陵博物院在中山门内，一栋民国建筑，青砖灰瓦，中西合璧。第一天上班，
我站在那扇厚重的木门前，竟有些恍惚。设备科在配楼的地下室，三间屋子，
堆满了各种工具和零件。科长姓吴，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厚厚的眼镜，
说话慢条斯理。“小许啊，周厅长打过招呼了。”他给我倒了杯茶，“咱们这儿活不重，
但责任大。博物院最怕两样：火灾，盗窃。咱们设备科，就是要杜绝火灾隐患。
所有的线路、电器、照明，都得定期检查。明白吗？”我点头，
接过他递来的工作服——深蓝色的棉布褂子，胸口印着“金陵博物院”五个白字。头一个月，
我跟着吴科长把整个博物院的电路走了个遍。从地下的库房到顶楼的展厅，
从照明系统到恒温恒湿设备。我惊讶地发现，这座看似古老的建筑里，
藏着相当先进的设备——从德国进口的温湿度控制系统，从苏联引进的防火报警装置，
虽然有些已经老旧，但基础很好。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那些文物。不是隔着玻璃看，
而是在库房里，在修复室里，近距离地看。吴科长带我去青铜器库房检查照明线路时，
我看见了满架的鼎、爵、簋，青铜的绿锈在灯光下泛着幽光；去书画库房调试恒湿机时，
我看见了悬挂着的明清字画，墨色在宣纸上晕染出几百年前的山水。“小心点，
”吴科长总是提醒，“这些东西，碰坏一点，咱们几辈子都赔不起。”但我着迷了。
每天下班后，我不急着回家，而是去各个展厅转悠。看新石器时代的玉琮，
看汉代的金缕玉衣，看南唐的宫廷画卷。那些标签上的说明，我一遍遍读，有些字不认识，
就查字典。文娟发现了我的变化。有个周末，我正在灯下看一本《中国青铜器概览》，
是她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这么用功？”她笑着坐过来。“得对得起这份工作。”我说，
指了指书上一张拓片，“你看，这是商代的饕餮纹，多精细。”她靠在我肩上，一起看。
屋里很安静，能听见翻书的声音。“广平，”她忽然说，“你记不记得，
小时候我爸爸教我们认字，用的就是碑帖拓片？”我想起来了。是的，
周老师——那时候还是周老师——把家里收藏的拓片拿出来，教我们认上面的字。
“这个是‘永’字，这个是‘和’字……”文娟学得很快，我总是偷偷看她握笔的手。
“你爸的那些拓片，还在吗？”“在，都在书房里。有些还是宋拓，很珍贵的。”她顿了顿，
“你要是真想学，我跟我爸说，让你看看。”岳父答应了。下一个周末，
我第一次踏进了他的书房。一整面墙的书架，线装书、碑帖、画册，
还有玻璃柜里的一些小件文物。“听文娟说，你对文物有兴趣？”岳父从书桌前抬起头。
“就是觉得……有意思。”我拘谨地说。他点点头，
从架上取下一函册页：“这是《淳化阁帖》的明拓本，你先看看。看文物，要先懂它的好，
才知道怎么保护它。”我小心翼翼地翻开，纸已经泛黄，但墨色依然清晰。
王羲之、王献之的字，在拓片上保持着千年前的风神。“看这幅，”岳父指着其中一页，
“‘快雪时晴帖’，虽是拓本，但笔意还在。书法讲究气韵，文物也一样。
你保管的不是死物，是活的历史。”那天下午，岳父跟我讲了很多。讲青铜器的铸造，
讲书画的鉴定，讲古籍的版本。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一门学问可以有这么深的天地。离开时，
岳父送我到门口，忽然说：“广平，博物院最近要整理一批库藏文物，需要人手。
我跟吴科长说了，让你也参与。多学点，没坏处。”就这样，我开始了在博物院库房的工作。
每天和设备科的活穿插着做：上午检查电路，下午就去库房帮忙清点、登记。
我见到了更多惊人的东西：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铜壶，唐代的三彩骆驼，明代的青花大瓶。
还有书画——文徵明的山水，唐伯虎的仕女，郑板桥的竹子。每一件都让我屏息。
负责带我的老张，是博物院的老馆员，头发全白了，但眼睛很亮。“小许啊，
看东西要用这里。”他指着心口，“文物有灵，你真心待它，它能感觉到。
”老张教我如何拿放瓷器，如何展开画卷，如何记录文物的现状。我学得很认真，
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满了要点。有一天，我们在整理一批新入库的文物，来自一个捐赠者。
打开一个锦盒时，我愣住了。里面是一对翡翠耳坠。和我当年在仓库木箱里发现的那对，
几乎一模一样。水头很足，雕工精细，在库房的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怎么了？
”老张问。“没……没什么。”我强迫自己移开视线，“这耳坠真漂亮。”“清代中期的，
”老张戴着手套，小心地拿起来看，“应该是江南造办处的东西。你看这雕工，这抛光，
现在很难见到了。”我盯着那对耳坠，忽然想起很多年前，我把它送给文娟的那个下午。
想起周老师严肃的脸，想起父亲绝望的眼神。“小许？小许！”老张叫我。“啊？
”“登记啊，发什么呆。”老张把耳坠放回锦盒，“记：翡翠耳坠一对，清中期，
捐赠编号1972-087。”我颤抖着手写下。字迹歪歪扭扭。那天晚上回家，
我做了噩梦。梦见那对耳坠长出了翅膀，在黑暗里飞，我追着它们跑，跑过南京的街巷，
跑过雷达站的山路，最后跑到了一个深渊边。耳坠飞进去了，我也跟着跳了下去。惊醒时，
一身冷汗。文娟睡得很熟，呼吸均匀。我轻轻起身，走到外间，
从抽屉最深处摸出那个油布包。打开，八块银元静静地躺着。
父亲的话又在耳边响起：“干净地做人。”可我干净吗？我真的能干净吗？我把银元包好，
放回原处。坐在黑暗里，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1973年春天，文娟怀孕了。
检查结果出来的那天，我们俩在医院的走廊里抱了很久。文娟哭了，又笑了，说要做妈妈了。
我也笑，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要做父亲了。可我配吗？
我能给我的孩子一个干净的父亲吗？岳母高兴极了，张罗着给文娟补营养。岳父没说什么，
但眼角的笑意藏不住。他让人送来一些营养品，还有几本育儿的书。
“你现在是两个人吃饭了，”岳母天天往我们家跑，“得注意营养。广平也是，
别光顾着工作。”我确实更忙了。博物院要筹备一个大型展览，庆祝建国二十四周年。
我被抽调去帮忙布展，连着半个月每天工作到深夜。展览的主题是“长江流域考古新发现”，
展品中有不少刚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件，是东晋时期的一座金佛塔，通体鎏金，
镶嵌宝石，出土时震惊了考古界。布展那天，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它。三十公分高，
层层叠叠的塔檐，每一层都有精细的雕刻。佛像虽小，但眉目清晰，慈悲庄严。“小心点，
”老张指挥着工人搬运展柜，“这可是国宝级的。”金佛塔被安放在展厅中央的独立展柜里，
四面防弹玻璃，单独的照明和报警系统。我负责检查这个展柜的电路和警报器。
当我的手触碰到展柜冰冷的玻璃时，一种奇怪的熟悉感涌上心头——就像很多年前，
我的手第一次伸进别人的口袋。我被自己这个念头吓到了，猛地缩回手。“怎么了？
”旁边的同事问。“静电。”我勉强笑笑。那天晚上，我又失眠了。躺在床上，
听着文娟均匀的呼吸，我脑子里全是那座金佛塔。它在黑暗的展厅里，被一束光照着，
金光灿灿。还有那些银元，在油布包里，也泛着类似的光。我轻轻起身，走到外间。
没有开灯，就坐在黑暗里。窗外有月光，照进来，在地上铺了一层霜。我想起了陈志国。
那个把我从街头拉进部队的人。如果他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会说什么？
我想起了父亲临终的眼睛，浑浊，但一直看着我，像是要把什么刻进我灵魂里。
我想起了雷达屏幕上那个下坠的光点，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的“功勋”。
然后我想起了文娟肚子里的孩子。他或她会在几个月后来到这个世界，会有清澈的眼睛，
会叫我爸爸。我能让那双眼睛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父亲？天快亮时，我做了决定。回到里屋，
文娟醒了，迷迷糊糊地问：“几点了？”“还早，再睡会儿。”我躺下，轻轻搂住她。
她往我怀里靠了靠，很快又睡着了。我睁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一点点亮起来。心里那个决定，
像石头一样沉，但也像石头一样实。我要把那些银元处理掉。彻底地，干净地。
不是卖掉换钱，也不是上交给谁——那会引出太多解释不清的问题。我要把它们埋掉，
埋到一个永远没人找到的地方。就像埋葬过去的自己。但在此之前，我需要去一个地方。
去看一眼，那座金佛塔在展览中的样子。也许，这是我给自己的最后一次考验。早知今日，
何必当初。可今日已来，当初已远。我能做的，只是不让明天的自己，再次说出这句话。
晨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我轻轻吻了吻文娟的额头，
她无意识地微笑了一下。那一刻，我几乎相信，一切真的可以重新开始。
第四章：琉璃碎房家的捐赠仪式是1973年秋末举行的。那天金陵博物院破例挂起了红绸，
不大的院子里站满了人。文化局的领导、报社记者、还有房家老老少少二十几口人。
我作为工作人员站在后排，手里拿着一份捐赠目录，手心却莫名地出汗。房老爷——房世安，
已经七十五岁了，瘦得像一截老竹，但腰杆挺得笔直。他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
站在捐赠台前，声音不大却清晰：“这些物件，在我家传了四代。如今献给国家，
是它们最好的归宿。”掌声稀稀拉拉地响起来。
我看着那137件文物被一件件搬进来：青铜器、瓷器、玉器、书画，都用锦盒或木匣装着，
小心翼翼。最后一件是一幅明代文徵明的山水手卷，当它在众人面前徐徐展开时，
我听见了整齐的抽气声。“国宝啊。”站在我旁边的老张喃喃道。仪式结束后，
我被分配参与这批文物的清点整理工作。库房三楼临时腾出了一个房间，
我和另外三名同事每天在那里工作八小时，登记、拍照、做卡片。房家的收藏之精，
让我震惊。一件北宋定窑白瓷孩儿枕，釉色温润如脂；一套元代青花梅瓶，
画工潇洒流畅；最惊人的是一批晚清民国名家的书画，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
有些甚至是市场上从未露面的作品。“房家祖上是盐商，后来做纺织，
”老张一边给一件清代玉山子做记录一边说，“几代人积累下来的。
房老爷的曾祖父还是同光年间的进士，跟翁同龢有过交往。
”我拿起一件明代德化白瓷观音像，手感冰凉细腻。观音低眉垂目，慈悲庄严。“小心点，
”老张提醒，“这是何朝宗的作品，存世不多。”“何朝宗？”“明代德化瓷塑大师。
你看这衣纹的处理，多流畅。”老张接过观音像，指着袖口一处，“这里原来应该有点残缺，
被修复过。但修复手艺很高，几乎看不出来。”我凑近了看，
果然在袖口内侧发现了一处极细微的接痕。这种观察力，
这种对细节的敏锐——我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在南京街头，
我也是这样观察行人的口袋、步伐、神态。一样的技能，用在完全不同的地方。
我把这个想法赶出脑海，继续工作。晚上回家，文娟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
她坐在灯下织一件小毛衣，浅黄色的线在她手指间翻飞。“今天怎么样？”她抬头问。
“挺好的。”我洗了手，在她身边坐下，“今天整理到一件明代的观音像，特别美。
”“观音？”她笑了，“那是个好兆头。保佑咱们孩子平安。”我伸手摸了摸她隆起的腹部，
感觉到轻微的胎动。新生命在生长，那么真实，那么有力。“房家的捐赠办得很隆重，
”文娟说，“今天学校里有老师也在说这事。说房老爷有觉悟，思想进步。”我点点头，
没说话。心里却总隐隐觉得哪里不对——那种隆重，那种热闹，像夏天雷雨前的闷热，
让人喘不过气。一个月后，137件文物全部整理完毕。
我写的清点报告被吴科长表扬“条理清晰，记录详实”。岳父还特意把我叫去，
问了几句工作情况。“房世安这个人，”岳父若有所思地说，“我年轻时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很有风骨的一个人。这次捐赠，怕也是……”他没说完，但我听懂了那个省略号里的担忧。
1974年的春天来得迟。三月底了，梧桐树才勉强抽出些新芽。文娟的预产期在五月，
岳母已经搬来我们家暂住，方便照顾。4月5日，清明节。那天我轮休，
准备带文娟去给父亲扫墓。早上出门时，却看见街上一队队的学生和工人，举着红旗，
喊着口号。空气里有种不一样的味道。接下来的一周，变化像夏天的暴雨一样突然而来。
大字报贴满了文化局的围墙，批判会一场接一场。博物院也召开了“深入揭批”大会，
所有人都必须参加。会上，有人站出来批判“封建残余”，批判“资产阶级文化”，
批判那些“躺在博物馆里毒害人民的旧东西”。我坐在角落里，看着那些激愤的脸，
心里一点点发冷。五月初，文娟生了，是个男孩。六斤七两，哭声洪亮。
岳父给孩子取名“许明”，取“明理明德”之意。我在产房外抱着那个小小的襁褓，
手一直在抖。但喜悦很短暂。孩子出生第三天，我就被叫回博物院开会。
会议主题只有一个：清理馆藏中的“封建糟粕”。“青铜器是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
书画是地主阶级腐朽生活的写照！”新来的工作组组长老宋，
一个四十多岁、脸颊瘦削的男人，拍着桌子说，“这些东西，不应该供起来，应该砸碎！
应该烧掉！”下面一片死寂。老张张了张嘴，最终什么也没说。散会后，
吴科长把我们几个叫到设备科，关上门，脸色灰白。“从今天起，所有库房加装封条，
钥匙统一上交工作组管理。”他顿了顿，“设备科……暂时只负责建筑维护，不接触文物。
”“那文物保护……”一个年轻同事问。吴科长摇头，
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先保住人吧。”那天晚上，我失眠了。听着儿子在隔壁的哭声，
想着博物院库房里那些正在被封存的文物。那些我亲手登记、亲手抚摸过的东西，
现在成了“毒草”，成了“罪证”。凌晨时分，文娟醒了，看见我坐在黑暗中。“怎么了？
”我把头埋进手里：“不知道……不知道该怎么办。”她没说话，只是轻轻抱住我。
她的身体因为哺乳而散发着温热的奶香，那么真实，那么脆弱。五月中旬，
消息传来：房家被抄了。据说工作组在房家老宅里发现了“大量反动文物”和“封建遗毒”，
全部没收。房世安被带走“学习”，家里其他人被赶出老宅，挤在城南一个小院子里。
听到消息时，我正在检查博物院的消防水管。手一抖，扳手砸在脚背上，
疼得我倒吸一口冷气。“小心点。”老张走过来，压低声音，“房家的事，听说了？
”我点头。“造孽啊。”老张叹息，“那批没收的文物，听说有两千多件。
工作组让咱们博物院派人去接收、整理。”我的心脏猛地一跳。“谁去？”“还没定。
”老张看着我，“但你是整理过房家捐赠文物的，最熟悉他们家的情况。
工作组可能会点你的名。”果然，三天后，老宋把我叫到办公室。“许广平同志，
组织上交给你一个重要的政治任务。”他坐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叉，“房家那批反动文物，
需要专业人员清点整理。你之前表现不错，这次就由你负责。”“我……我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