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八那天，供销社里挤满了人。我挤在柜台前，举着那张捏出汗来的两块钱，
喊了三遍“给我来两挂五百响的”，售货员才接过去，从柜台底下抽出两挂红彤彤的鞭炮，
往我手里一拍。“拿好了，别挤掉了。”我把鞭炮揣进怀里，又从人群里挤出来，
站在供销社门口的台阶上，把怀里的红头绳又摸出来看了一眼。红的。正红。
供销社只剩这个颜色了。我妹妹小燕今年十三，扎两条辫子，一直想要几根新头绳。
她看村东头赵家的小女儿扎过，粉的黄的绿的，扎在辫梢上，跑起来一甩一甩的。
她没说要那样的，就说“哥，你给我买几根头绳呗，随便啥色都行”。我懂。随便啥色都行，
就是啥色都行。红的就红的吧，喜庆。我把头绳揣好，拢了拢棉袄，往家走。天已经擦黑了，
雪粒子细细密密地落下来，打在脸上生疼。我把脑袋往棉袄领子里缩了缩，脚步加快。
村道两边的院子里，家家户户都亮着灯。有人在院子里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阵响，
硝烟味飘过来，呛得人想咳嗽，但又觉得这味儿好闻，是过年的味儿。
路过村东头老槐树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那棵歪脖子树。这树我从小爬到大，
树杈子哪儿好蹬脚，哪儿能坐人，闭着眼都知道。夏天我们在树上掏鸟窝，秋天摘槐角，
冬天就往树底下堆雪人。过了老槐树，再走两百步，就是我们家的院子。我看见了院门，
看见了门框上贴的春联，看见了我爹的影子在院子里晃。他在劈柴。
我听见斧头落下去的声音，闷闷的，一声接一声。我加快了脚步。然后我看见了火光。
不是院子里的灯，是火光。红的，大的，在我家院子里烧起来。我愣了一愣。
然后我看见了我爹。他挂在老槐树上。不是那棵歪脖子老槐树，是我们家门口的槐树。
比他矮，比他细，但足够吊起一个人。我的腿迈不动了。我站在雪地里，隔着二十步远，
看着我爹。他穿着那件我娘秋天给他做的黑棉袄，脚上的解放鞋少了一只，光着一只脚，
脚底板对着我，冻得发白。血从脖子上滴下来。一滴，两滴，三滴。雪地上洇开一小片红，
新的雪落上去，盖不住。我往前走了一步。两步。三步。我走到门口。门开着。
门槛上趴着个人。花棉袄，黑裤子，头发散开来，遮住了脸。但我知道是谁。我娘。
她后背上有个脚印子，黄土坷垃踩的，踩得很深，像是踩完还用脚拧了一下。我跨过门槛。
院子里一地狼藉。我娘蒸的豆包，炖的肉，炸的丸子，全在地上，被人踩得稀烂。火盆翻了，
炭火早灭了，雪落进去，嗤嗤响。我娘喂了一年的猪，卖了二百块钱，
说好过了年给我和小燕一人做一身新衣裳。钱放在哪儿我不知道，
但我看见了那个装钱的铁盒子，被人用斧头劈开了，扔在墙角。灶房门口趴着个人。小燕。
她趴着，脸侧向一边，眼睛睁着，看着我。我蹲下去。她脸上有血，头发上有血，
脖子后头有血，血已经干了，结成黑红色的一层。她身上穿着那件旧棉袄，
棉袄的前襟被撕开了，扣子崩掉了几颗。我伸手去摸她的脸。凉的。我低下头，
看见她手心里攥着一样东西。我掰开她的手，是一根红头绳。不是我从供销社买的这根，
是她原来那根旧的，褪了色的，断成两截的。我握着那根头绳，跪在她旁边，
不知道该干什么。雪落在我背上，一片一片的。“还有个漏网的小崽子。
”声音从院子里传来。我转过头。赵德柱站在我爹脑袋底下，嘴里叼着烟，
烟头的红光在黑夜里一明一灭。他穿着件皮夹克，脚上是黑皮鞋，皮鞋上沾着泥。
他身后站着七八个人，都拿着家伙，铁棍，砍刀，还有一个人端着把土枪。赵德柱不着急，
慢悠悠吸了口烟，朝我吐出来：“这小崽子跑得快，别让他溜了。”我起身就跑。
不是往前门跑，是往后院翻墙。我娘家人说我这辈子没别的本事，就是跑得快，
上树爬墙像只野猫。这话我娘以前当笑话讲，这会儿成了真格的。我跑到后院墙根底下，
往上一蹿，手扒住墙头，翻身上去。枪响了。我不知道谁开的枪，只听见耳朵边上嗡的一声，
像有只大马蜂贴着飞过去。我翻过墙头，跳下去，落到隔壁院子里。隔壁是王婶家。
她家的狗拴在院子里，冲我狂叫。我没理它，翻过她家院墙，跳进巷子里，往村外跑。
我不敢停。耳朵里嗡响一路，响了一整夜。我跑出村子，跑过田野，跑过结了冰的河，
跑上公路。我不知道往哪儿跑，只知道跑。往有光的地方跑。往看不见那些人的地方跑。
天快亮的时候，我跑到了县城。县城的火车站里挤满了人，都是赶着回家过年的。
我从人缝里挤过去，挤到站台边上，看见一列拉煤的火车正往外冒白烟。我爬上火车皮，
把自己埋在煤堆里。火车开了两天一夜。我不知道它开往哪里，只知道越往南开，天越暖和。
到了第三天，我从煤堆里爬出来的时候，浑身是黑的，像个鬼。我在一个小站下了车。
站台上一个人都没有。站房外面是条土路，土路两边是田，田里种着庄稼，绿的。
我没见过冬天还绿的庄稼。我不知道这是哪儿，只知道离家很远了。我开始走。走了一整天，
走到一个镇子上。镇上有人在赶集，卖菜的，卖肉的，卖衣裳的。我饿了。
我从煤车上下来的时候身上一分钱都没有，只有怀里那两挂鞭炮，还有那根红头绳。
我蹲在墙角，看着人来人往，不知道该干什么。后来有个人走过来，蹲在我旁边，
问我：“小子，想挣钱不？”我抬起头，看着他的脸。四十来岁，黑，瘦，眼睛小，但亮。
他穿着件旧军装，脚上是解放鞋，和我爹穿的那种一样。“想。”我说。他点点头，
站起来：“跟我走。”我跟在他后头，走了两条街，走到一个院子门口。院子里有七八个人，
都在干活。有人在剁肉，有人在和面，有人在烧火。院墙根底下搭着个棚子，
棚子里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放着碗筷。“这是包子铺，”那人说，“缺个打下手的，
管吃管住，一个月二十块。”我点点头。“干不干？”“干。”他就这么把我留下了。
包子铺的老板姓孙，东北人，逃荒过来的，在这边落了脚，开了这个铺子。他老婆早死了，
就一个闺女，比我小两岁，叫孙秀英。孙师傅不爱说话，但人好。他不问我从哪儿来，
不问我家里是干啥的，不问我为啥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他就让我干活。剁肉，和面，烧火，
洗碗，扫地，啥都干。晚上我睡在柴房里。柴房小，只能放下一张木板床，但暖和。
孙师傅给我抱来一床被子，旧的，但干净，有太阳晒过的味儿。我躺在木板床上，
看着屋顶的椽子，一夜一夜睡不着。一闭眼就是那些画面。我爹挂在树上。我娘趴在门槛上。
小燕躺在地上，眼睛睁着，看着我。还有那根红头绳，攥在她手心里。
我摸出怀里那根红头绳，新的，红的，还没用过。我把它攥在手心里，攥得紧紧的。
过年那天，孙师傅让秀英端了一碗饺子给我。白菜猪肉馅的，热腾腾的。我端着碗，
看着碗里的饺子，一个都吃不下。秀英站在门口，看着我，半天问了一句：“你是想家了吧？
”我没吭声。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我把碗放下，从怀里摸出那根红头绳，
看了很久很久。后来我把头绳收起来，端起碗，把饺子吃了。吃完饺子，我走到院子里，
把那两挂鞭炮拆开，一个一个点着扔出去，听个响。孙师傅站在屋门口，
看着我一挂鞭炮放了半个钟头，没说话。放完了，我把手揣进袖子里，站在院子里发呆。
远处有人在放烟花，砰，啪，五颜六色的，在夜空中炸开。我看着那些烟花，
心里想着一件事。十年。等我十年。在包子铺干了半年，孙师傅的包子铺关门了。
不是生意不好，是地段不好。镇子太小，人太少，包子卖不动。孙师傅把铺子盘出去，
带着秀英去了省城，说是去投奔亲戚。走之前他问我：“要不要一起走？”我摇摇头。
他看了我半天，从兜里掏出二十块钱，塞给我：“拿着。别饿着。”我没要。
他硬塞到我手里，带着秀英走了。我站在包子铺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
然后转身往相反的方向走。我不知道去哪儿，只知道往前走。走了不知道多少天，
走到一个城市。很大，楼很高，人很多，车很多。我没见过这样的城市。我站在火车站门口，
看着那些高楼，看着那些霓虹灯，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后来有人拍我的肩膀。我转过身，
看见一个穿皮夹克的男人，三十来岁，剃着光头，脖子上有道疤。他上下打量我一眼，
问：“小子，找活儿干不？”我点点头。“跟我走。”我又跟上了。
这回他没把我带到包子铺，而是带到一栋楼里。楼外面看着普通，里头不一样。楼梯往下走，
走两层，推开一道铁门，里面是个大厅。大厅正中摆着一个铁笼子，四四方方的，有两人高，
笼子里面铺着垫子，垫子上有血。铁笼子周围是一圈一圈的座位，能坐几百号人。
“见过这个没？”光头问我。我摇摇头。“这叫黑拳。”他说，“两个人进笼子里打，
打到一方起不来为止。看的人押注，赢钱的拿走输钱的。打死人不管，打残了赔钱。
”我看着那个铁笼子，没吭声。“想挣钱不？”光头问，“打一场，赢了分你三成，
输了给棺材钱。”“打。”光头笑了：“行，有胆。今晚就有一场，你先看看，明天再定。
”那天晚上我坐在角落的凳子上，看了三场比赛。第一场，两个人进去，一个壮的，
一个瘦的。壮的把瘦的按在地上打了五分钟，瘦的满脸是血，爬都爬不起来。
裁判进去把瘦的拖出来，瘦的躺在地上，半天没动。第二场，两个人差不多壮。打了十分钟，
互相都打不动了，最后谁站得稳谁赢。赢的那个被人扶出去，腿都瘸了。第三场，一个壮的，
一个更壮的。更壮的那个只用了三分钟，把壮的那个打晕了。晕了以后他还不收手，
又踹了两脚，直到被人拉开。我看完了，站起来，走到光头跟前：“明天我打。
”光头又笑了：“小子，你几岁？”“十七。”“打过架没？”“打过。”“打死过人没？
”我没吭声。光头看着我，眼睛里有点东西。他说：“行，明天给你安排一场。
对手比你大两岁，打过五场，赢了四场。你要能撑过三分钟，就算你赢。
”那天晚上我睡在光头安排的屋子里。屋里住着七八个人，都是打拳的。没人说话，
各睡各的。我躺在地铺上，看着天花板，想着明天的事。我不怕。我怕什么？
我见过比铁笼子更可怕的东西。第二天晚上，我进了笼子。对手比我高半个头，比我壮一圈，
脸上有道疤，看着挺凶。他站在我对面，冲我笑，露出一口黄牙。“小崽子，”他说，
“待会儿别哭。”裁判敲了敲笼子，比赛开始。他冲过来，一拳打在我脸上。我眼前一黑，
往后趔趄了一步，站稳了。他又一拳过来，我躲开了。他第三拳过来，我没躲，迎上去，
一拳打在他下巴上。他愣了一下。我又一拳，打在他鼻子上。他鼻子流血了，往后退。
我追上去，一拳一拳往他身上招呼。他抱住我，想把我摔倒。我挣不开，就照着他后脑勺砸。
他吃痛，松开我，往后跳开。他脸上全是血，鼻子歪了，眼睛肿了一只。他看着我，
眼睛里有点怕了。我往前逼。他又冲过来，这回他不打，直接抱住我，把我往笼子上撞。
我后背撞在铁栏杆上，生疼。他把我按在笼子上，一拳一拳打我肚子。我忍着疼，
抓住他的脑袋，往下按。他挣了一下，没挣开。我用膝盖撞他的脸。一下，两下，三下。
他松开我，往后倒。我倒在地上。裁判进来，把我扶起来。我站不稳，靠着笼子喘气。
对手躺在地上，满脸是血，动也不动。光头在场边冲我竖大拇指。那天晚上我分到三百块钱。
三百块，我干一年包子铺也挣不到。我把钱收好，躺在铺上，摸了摸脸上的伤。眼睛肿了，
嘴角破了，肋骨疼，不知道断没断。但那三百块硌在我怀里，踏实。从那以后，我开始打拳。
三天一场，五天一场。赢的多，输的少。输了也有钱，赢了钱更多。我攒下一些钱，
也攒下一身的伤。断过三根肋骨，断过两次鼻梁，断过一次手。眉骨上留了一道疤，
嘴角留了一道疤，额头上留了一道疤。这些疤我不嫌难看，我照镜子的时候看着它们，
觉得挺好。每多一道疤，我就离那个除夕夜近一步。在拳场打了半年，光头有天把我叫过去。
“小子，”他说，“有人看上你了。”我看着他，没吭声。“南边有个人，专门收能打的。
他让我问你，想不想去。”“干什么的？”光头犹豫了一下：“说了你也不懂。
就是干的活比打拳危险，但钱多。你要去，他能带你走。”我问他：“能学到东西不？
”“能。能学到真东西。”“行，我去。”光头带我见了那个人。四十来岁，不高，不壮，
看着普普通通，但眼睛不一样。他看我一眼，我觉着像被刀刮了一下。他问我：“打过架？
”“打过。”“打死过人？”我没吭声。他又问：“想杀人？”我看着他，没吭声。
他笑了一下：“走吧。”我跟着那个人走了。他姓周，叫周云起，都叫他周老大。
他是干什么的我一直不知道，只知道他手下有一帮人，个个都能打，
而且个个手里都有真家伙。我们坐了几天的车，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到山林，
最后到了一个地方。那地方没有名字，只有几间木头房子，藏在深山老林里。
周老大指着那些木头房子说：“就这儿。你在这儿待一年，一年以后能活下来，就跟着我干。
”我问他：“干什么？”他说：“什么都干。运货，看场子，收账，有时候也杀人。
”我点点头。他又看了我一眼，这回多看了两秒。他说：“你小子不一样。
你来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你心里有东西。什么仇吧？”我没吭声。他也没再问，
指了指最近的一间木头房子：“去那儿。有人教你。”教我的人叫老邱。五六十岁，瘦，黑，
手上全是老茧。他话不多，每天就带我进林子，教我怎么走路，怎么躲藏，怎么追踪，
怎么反追踪。“走路要轻，”他说，“脚落下去，别踩到枯枝，别踩到落叶。你踩到了，
人隔五十米就能听见。”“躲藏要看地形，”他说，“不是往树后头一蹲就行。
你得会利用光影，利用颜色，利用地形起伏。人眼睛最容易被这些东西骗。
”“追踪要看痕迹，”他说，“脚印，断枝，蹭掉的树皮，踩倒的草，吐在地上的唾沫，
什么都别放过。人能跑，痕迹跑不了。”“反追踪也一样，”他说，“你跑的时候，
要想着怎么把痕迹抹掉，怎么把人往错的方向引。有时候你跑得再快都没用，痕迹在那儿，
人家就追得上。”我学了一个月，又学了一个月，再学了一个月。三个月后，
老邱把我带进林子深处，让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追。我走了半天，以为甩掉他了，一回头，
他就站在我身后五步远的地方，看着我。我又走了半天，这回仔细，
每一步都挑最难留痕迹的地方走。走累了，找个地方躲起来。刚蹲下，肩膀上被人拍了一下。
老邱站在我身后，脸上没表情。“还差得远。”他说。又学了三个月。这回我进林子，
走了一天一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第二天夜里，我从一棵树后头钻出来，
看见老邱坐在火堆边上，正烤着一只野兔。“还行，”他说，“差一点就把我甩掉了。
”我坐在他对面，接过他递来的兔腿，啃了一口。他看着我，
忽然问了一句：“你心里那个仇，大不大？”我点点头。他没再问，把剩下的兔肉递给我。
在老邱这儿学了一年，周老大来了。他站在木屋门口，看着我和老邱对练。老邱拿着根木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