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卡：让我肠子都悔青了一深夜十一点，上海静安寺附近的一座公园里，
保安老周照例拿着手电筒巡逻。光束扫过一张长椅时，他愣住了。椅子上躺着一个人。
准确地说，是一个蜷缩在破旧棉大衣里的老人。老人侧着身子，双腿弯曲，
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他的头枕在一个鼓鼓囊囊的蛇皮袋上，
袋子边缘露出几个压扁的矿泉水瓶。老周叹了口气。入冬以来，流浪汉越来越多了。
他走近几步，正要出声叫醒，手电筒的光恰好落在老人脸上。那是一张饱经风霜的脸，
皱纹深得能夹住光线。但让老周愣住的是，这张脸虽然脏污，
却透着一股说不出的气质——那是一种不属于流浪汉的气质。老人的眉毛浓而长，鼻梁高挺，
即使闭着眼睛，也能看出年轻时是个相貌堂堂的人。更让老周意外的是，
老人身上那件棉大衣虽然破旧，但仔细看，是某种老款的羊绒面料。他的鞋子也是，
鞋面磨得发白，但鞋底的品牌标志依稀可辨——那是个奢侈品牌。老周犹豫了一下，
正要离开，老人突然睁开眼睛。四目相对的一瞬，
老周看到那双眼睛里没有流浪汉常见的麻木或警惕，
而是一种说不清的复杂情绪——像是羞愧，又像是释然。“几点了？”老人问。
他的声音沙哑，但普通话很标准，带着一点上海口音。“十一点多了。”老周说，“大爷，
您怎么睡这儿？这大冷天的，附近有救助站，我带您去？”老人慢慢坐起来，动作有些僵硬。
他没有回答老周的问题，而是抬头看着夜空。上海的夜空看不见星星，
只有对面写字楼里还亮着的几盏灯。老人盯着那些灯光看了很久，久到老周以为他又睡着了。
“我二十二年没看过上海的夜了。”老人喃喃地说，声音低得像在自言自语，“变了很多。
”老周不知道该怎么接话。他干这行五年，见过不少流浪汉，
但眼前这个老人总让他觉得奇怪。“大爷，您本地人？”老周试探着问。老人没有回答。
他从棉大衣内袋里掏出一样东西，小心地展开。那是一张照片，用透明胶带仔细地封着，
看得出被抚摸过无数次。老周凑近看了看。照片上是一家三口，站在一栋老式石库门房子前。
男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女人穿着碎花连衣裙，中间站着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眉清目秀，
笑容灿烂。“这是我。”老人指着照片里的男人，嘴角浮起一丝笑意，“那时候我四十八岁。
这是我老婆，这是我儿子。”老周惊讶地看了看照片，又看了看眼前的老人。
照片里的男人意气风发，眼神明亮，和眼前这个落魄的老人判若两人。
“那您现在……”“二十二年前，我把这房子卖了。”老人打断他，
手指点着照片上的石库门，“卖了也不够，还把另一套也卖了。两套房子，
换了一张美国绿卡。”老周倒吸一口凉气。他从小在上海长大，太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
二十二年前，上海的房价虽然不像现在这么离谱，但两套房子，
那也是一笔普通人想都不敢想的财富。“为……为啥啊？”老人沉默了很久。“为了儿子。
”他终于开口，声音艰涩，“我儿子考上了美国的名牌大学。那时候我想，美国好啊，
机会多，去了就有出息。我和他妈商量，卖了房子陪他去。反正我们就这一个孩子，
以后他出息了，我们跟着享福。”他顿了顿，嘴角扯出一个苦涩的弧度：“享福。享福。
”老周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老人把照片小心地收起来，放回内袋里。那个动作很慢，
很仔细，像是在完成某种仪式。“我儿子今年四十了。”他重新躺下，眼睛望着夜空，
“在美国待了二十二年，现在做什么工作，住在哪里，结没结婚，我全不知道。
”“您没联系他？”老人没有回答。过了很久，就在老周以为他睡着了的时候，
老人突然开口。“他应该知道怎么联系我的。”风从远处吹来，卷起几片枯叶。
“但是他没想联系我。”二二十三天前，上海浦东机场。张德林站在到达出口，
看着眼前川流不息的人群，有一瞬间的恍惚。二十二年了。他离开的时候，
浦东机场还没有建成，虹桥机场也远没有现在这么气派。那时候出国的通道还是窄窄的一条，
送行的亲友挤得满满当当，妻子拉着儿子的手，哭得说不出话。那是二〇〇一年，九月。
他清楚地记得那个日子，
11事件刚刚发生——那时候他们还不知道这件事——而是因为那是他儿子出国读书的日子。
张明远，十八岁，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录取。“德林，咱们真的要走吗？
”妻子陈婉芳在飞机上问他，声音很小，怕被儿子听见。“不走咋办？”他握着妻子的手，
“咱们就这一个儿子，难道让他一个人在外面？美国那么远，万一出点啥事，
咱们在国内干着急？”陈婉芳没有说话，只是把他的手握得更紧了。那时候张德林四十八岁，
在上海有两套房子。一套是父母留下的老石库门，在静安寺附近；另一套是自己买的商品房，
在徐家汇，一百二十平米，当时值六十多万。两套房子加起来，
在当时是一笔将近两百万的财富。他把两套房子都卖了。“疯了！
”他的老同学李建国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没把茶杯摔了，“张德林，你脑子进水了？
你这是把根都挖了！”“美国就是新的根。”张德林那时候意气风发，“等儿子毕业了，
在那边站稳脚跟，我们老两口就享福了。美国那地方，牛奶比水便宜，房子又大又便宜，
到时候你也来玩。”李建国摇摇头，没有再劝。临走前，张德林去父母的坟前磕了三个头。
他说，爸，妈，儿子不孝，把房子卖了。但孙子有出息，要去美国念书了，
你们在地下也保佑他。那时候他真的相信，美国是天堂。现在他站在浦东机场的到达口，
七十岁，全身家当只有口袋里皱巴巴的八百块人民币，和一张用透明胶带封着的照片。
没有人来接他。他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他要回来。他只是想回来看看。
看看这座城市还记不记得他，看看他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变成了什么样子。更重要的是，
他想看看，他那个在美国的儿子，会不会发现他不见了，会不会来找他。
他不敢给儿子打电话。他怕电话打通了，那边传来一句“喂”，然后他张了张嘴，
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更怕电话打不通。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最笨的办法——消失。他想知道，
如果他消失了，他的儿子会不会找他。走出航站楼的那一刻，上海的冷风扑面而来。
张德林深吸一口气，觉得这空气里有他熟悉的味道。虽然高楼大厦多了很多，
虽然天空不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但这风，这湿润的空气，还是让他鼻子一酸。他站在路边，
看着来来往往的车辆，看了很久。然后他走进地铁站，买了一张去静安寺的票。
三张德林在静安寺附近转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他曾经住过的那条街。街还在，
但已经完全变了样。他记忆中的老石库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高档住宅小区，
门口站着穿制服的保安，进出要刷卡。小区对面是一个大型商场，
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张德林站在小区门口，站了很久。保安注意到了他，
警惕地走过来：“大爷，您找谁？”张德林张了张嘴，
说出了一个名字——那是他父亲的名字。“不认识。”保安摇摇头，“这小区建了十几年了，
没听说过这个人。”张德林点点头，转身走了。他后来又去找过几个老朋友，但都失望而归。
李建国住的那栋楼早就拆了，原址变成了一座写字楼。其他人更是不知去向，
有的听说已经去世，有的搬到了郊区，有的可能也出国了。二十二年的时间，
足够抹去一个人存在过的所有痕迹。张德林的积蓄很快就用完了。他带来的八百块钱，
住不起旅馆，只能去那种三十块钱一晚的网吧。但网吧也不让过夜了，
他就开始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起初他不好意思捡瓶子，看到别人捡，他就低着头快步走过。
但肚子饿起来的时候，面子就不重要了。第一天捡瓶子，他蹲在垃圾桶旁边翻了很久，
只翻出三个。拿去废品站，换了三毛钱。三毛钱。他拿着那三个硬币，站在废品站门口，
突然笑了。二十多年前，他把两套房子卖掉的时候，中介给了他一张支票，
上面是六位数的数字。他拿着那张支票，觉得握住了整个未来。现在他握住了三个硬币，
觉得握住了今天的晚饭。他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每天早上醒来，先去公园的公共厕所洗漱，
然后去附近的超市或者快餐店门口蹲守，等着有人把空瓶子扔进垃圾桶。中午的时候，
他会去一家便宜的包子铺，买两个最便宜的馒头，坐在路边吃。下午继续捡瓶子，
晚上的时候，如果运气好，能捡到十几个，换个一两块钱。
有时候他捡瓶子的时候会碰到其他流浪汉，有些人会骂他抢地盘，有些人则懒得理他。
他渐渐学会了哪些地方是他的，哪些地方不能去。有一次，
他在一个高档小区门口的垃圾桶里翻瓶子，被保安赶了出来。“走走走，别在这儿影响形象！
”保安推搡着他。他被推得踉跄了几步，差点摔倒。稳住身体后，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小区。
小区里的灯光很亮，透过落地窗，他能看到里面有人在走动，有小孩在跑。
那画面像电视里的广告一样温馨。他突然想起，二十二年前，他也是住在这样的小区里。不，
不是这样的，是他住的那个小区，在当时也是高档的。他家的窗户也是这么亮，
他老婆也会在窗户边走来走去，等着他和儿子回家。“走不走？”保安又喊了一声。
他低下头，走了。那天晚上，他躺在公园的长椅上，把那封照片拿出来看了很久。
照片上的陈婉芳笑得很好看。她本来就是个美人，年轻的时候追求者很多，最后选了他，
因为觉得他老实可靠。“你放心。”张德林对着照片说，声音很小，像是怕被人听见，
“儿子没事的，他在美国有工作，过得挺好的。”照片上的人还是笑着，不说话。
“你走的时候，让我照顾好他。”张德林继续说，“我照顾了，我真照顾了。
我把他送到美国，供他读完大学，看着他找到工作。后来他不理我们，也不是我的错。
”照片上的人还是笑着。“婉芳，我真后悔。”他说完这句话，把照片贴在心口，
闭上了眼睛。四保安老周认识张德林，是因为那天晚上他在公园里大喊大叫。
老周赶过去的时候，张德林正对着夜空喊一个人的名字。那名字不是中文，
听起来像“迈克”，又像“马克”。“大爷，大爷！”老周跑过去按住他，“做噩梦了？
”张德林喘着粗气，眼神涣散，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梦见我儿子了。”他说，
声音沙哑，“梦见他小时候，我教他骑自行车。他摔倒了，我扶他起来，他问我，爸，
我什么时候才能自己骑？我说，等你不怕摔的时候。”老周扶他坐起来，
把自己的水杯递给他。张德林喝了口水，慢慢平静下来。“后来他真的学会了。”他说，
“骑得比我好。二十岁那年，他在美国买了一辆自行车，骑了很远的路，去看海。
他给我们打电话，说海很漂亮，以后带我们去看。”老周不知道说什么，只是坐在旁边听着。
“那时候我和他妈还在打零工。我洗碗，她做保姆，两个人一个月赚的钱，
刚够交房租和吃饭。但我们很开心，真的开心。只要儿子有出息，吃再多苦也值。
”他顿了顿，又喝了一口水。“后来儿子毕业了，找到工作了，搬出去住了。
刚开始还打电话，后来慢慢少了。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在忙，我说那你忙吧，
挂了之后，我发现我没问他在忙什么。”老周说：“年轻人忙，也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