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丽华往我脸上泼了半杯茶。茶是热的，顺着我的下巴滴到领口上，烫得我缩了一下脖子。
她站在自家门口，一只手叉腰，一只手还端着那个泼空了的杯子，
脸上是那种我见过很多次的表情——嫌恶，轻蔑，像在看一只不知趣的苍蝇。
“我说了多少遍了？弹琴是艺术，你一个租房的听不懂就闭嘴。
”走廊里安静得能听见她杯子底部茶水滴到地上的声音。我用手背擦了一下脸。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第四次我上来敲门，第四次她连话都不让我说完。
前三次分别是：关门、骂人、放狗。这次升级成泼茶了。我看着她，忽然不生气了。
准确地说，是一种更冷的东西替代了愤怒。“钱姐，”我说，“你泼完了？”“泼完了，滚。
”“行。”我用手背把脸上的茶水擦干净，看着她的眼睛，“你弹琴是艺术，
那我维权也是技术活。咱们各凭本事。”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出来，
那种从鼻子里哼出来的笑。“法律程序？你告我什么？弹钢琴犯法了？”我没再说话，
转身下楼。她在背后喊了一句：“有本事你就去告，看谁怕谁！”我没回头。但我知道，
从这一刻起，我要让她为说过的每一句话付出代价。1、事情要从三个月前说起。我叫方茹，
二十八岁，在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策划。去年年底，我攒够首付，
在城南的翠庭苑买了一套小两居。不大，七十六平，
但对我来说是从合租房到拥有自己第一个家的巨大跨越。搬进来的第一个月，一切都好。
小区环境不错，绿化多，物业费不贵，邻居们见面也客气。噩梦是从第二个月开始的。
第一次是周二晚上十一点四十分。我刚躺下，天花板上方传来钢琴声。不是那种轻柔的夜曲。
是重复的、密集的、像在砸键盘一样的练习曲，同一个段落翻来覆去弹了不下二十遍。
我以为是偶尔的，忍了。第二天，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曲子。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
每天晚上十一点半开始，弹到凌晨一点甚至两点。准时得像上闹钟一样。
我不是一个爱找事的人。头一个星期我买了耳塞，又买了隔音耳罩，
甚至试过戴着降噪耳机睡觉。全都没用。钢琴的低频振动是从楼板传下来的，
耳塞挡不住骨传导。我开始失眠。先是入睡困难，后来是浅眠易醒。白天上班时注意力涣散，
写出来的方案错别字连篇，被组长点名批评了两次。第八天，我决定上楼沟通。1602。
门开了一半，露出一张化了全妆的脸。四十岁上下，烫着卷发，穿着丝绸睡裙，
指甲做得很精致。“你好，我是楼下1502的住户方茹——”“什么事？
”“就是想跟您商量一下，晚上弹钢琴的时间能不能稍微提前一点？
十一点以后声音传到楼下还挺明显的，我——”门关了。不是砰的一声，
是缓慢的、不紧不慢地推上的，像在关一扇跟我无关的窗。我愣在走廊里，半天没反应过来。
第二次是一周后。那天我特意带了一盒水果，想着好话好说。门开了，她看了我一眼，
看了水果一眼。“又是你？”“钱姐，实在不好意思打扰您，
就是晚上那个钢琴——”“我弹钢琴是我的自由，你管得着吗？”“不是管不管得着的问题，
十一点以后算是休息时间，噪音——”“噪音？”她的声音拔高了，
走廊里有别的门响了一下，大概是谁被吵到探头又缩了回去。“钢琴是噪音？
你说钢琴是噪音？你这种人一辈子没接触过艺术吧？”“我不是说钢琴是噪音，
我是说深夜的音量——”“别在这里跟我讲道理。你买不起好房子住到这种隔音差的楼里，
是你自己的问题，别来怪我。”她的声音大到走廊另一头都能听见。门又关了。
水果我拎了回去。第三次沟通发生在半个月后。那次我没去敲她的门，我去了物业。
物业经理姓马，四十出头，头顶有些秃，说话时眼睛老往别处看。“方女士，
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了解了多久了？”“其实……之前也有其他住户反映过。
”“那怎么一直没处理？”老马搓了搓手，压低声音：“1602那位钱女士吧，
她……她爱人在区里有点关系。我们上去说过两次，她不听，我们也没有执法权，
总不能把人家钢琴搬走吧？”“那物业费我交来是干什么的？”“方女士您别生气，
我再去说说，我再去说说。”他确实又去了。结果是当天晚上钱丽华弹到了凌晨两点半，
比平时多了整整一个小时。像是在示威。我躺在床上，听着天花板上方那密密麻麻的琴声，
指甲掐进了掌心。报警是第三次沟通失败后的事。110来了两个年轻民警，上楼敲门，
钱丽华开门时态度很好，化着淡妆，笑容得体。“警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是钢琴老师，
有时候练琴练投入了没注意时间，我以后一定注意。”民警做了口头告诫，走了。当天晚上，
十一点五十五分，琴声准时响起。我又打了110。这次调解时间长了一些，
民警也有些无奈：“您看这样，我们记录在案，如果持续扰民，您可以走法律途径。
”“法律途径？”“就是……起诉。”他们走后，
钱丽华隔着门冲我喊了一句：“有种你天天报警啊！”那一刻我心里有什么东西断掉了。
不是愤怒，是耐心。我耐心这根弦绷了三个月，终于断了。2、我开始系统地收集证据。
周恒是我大学同学，现在在一家律所做民事诉讼。我大学时跟他关系一般，
毕业后偶尔在同学群里说几句话。但我能想到的认识的律师，只有他一个。
我约他在律所附近的咖啡馆见面，带了一个文件夹，里面是我这三个月来的所有记录。
他翻了几页，抬头看我：“你记得挺详细。”“失眠久了人会变得很清醒。
”他把文件夹合上，靠到椅背上：“先说结论，噪音扰民这种邻里纠纷起诉是可以的，
但你得有足够的证据。录音、分贝检测、对你造成的实际损害，最好都有。
”“录音我有一些，手机录的，不知道算不算。”“手机录的可以作为辅助证据，
但不够专业。你需要做正式的噪音检测，有资质的机构出的报告，法院才认。”我点头。
“还有，”他敲了敲桌子，“你说她每天深夜弹琴，你有没有注意过，
她是自己弹还是教别人弹？”我愣了一下。说实话，我没仔细想过这个问题。
我只知道楼上有钢琴声，每天晚上都有，有时候同一个片段会重复几十遍，
听起来像是在练习。“为什么问这个？”“如果只是自己弹琴，属于个人行为，
你只能告她噪音扰民，赔偿金额有限。但如果她是在教学生，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周恒往前倾了倾身子：“住宅区开培训班，叫'住改商'。
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办学许可证，违反城市规划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
你可以同时向市场监管、教育局、城管举报。那就不是邻里纠纷了，是违法经营。
”我的心跳加快了一拍。“我回去留意一下。”周恒点了一杯美式，搅了搅：“别急，
先把证据链做扎实。录音坚持做，每天记录时间，最好买个分贝仪。去医院做个体检，
把失眠、神经衰弱的诊断开出来。这些都是后面用得上的。”“要多久？”“证据这东西，
越多越好。一个月够不够？”“够。”他看了我一眼：“你看起来比大学时候硬气多了。
”“被逼的。”那天回去，我在网上买了一个专业分贝仪和一台录音笔。
分贝仪是能记录实时数据的那种，可以导出曲线图。录音笔可以定时录制，
声音清晰度比手机好得多。从那天开始，我每天晚上把分贝仪放在卧室天花板正下方，
录音笔放在客厅。两台设备同时记录。同时，我开始留意楼上的情况。
之前我只在夜晚听到琴声，因为那是我在家的时间。现在我特意请了两天年假，
在工作日白天待在家里听。第一天，上午九点半，楼上开始有钢琴声。但跟深夜不同，
弹的不是练习曲的重复片段，而是一些简单的曲目，断断续续的，像是初学者在弹。
十点十分，琴声停了。我听到门响，
然后是走廊里的脚步声和说话声——一个女人的声音和一个孩子的声音。十点半，
另一段琴声开始了。还是简单的曲子，还是断断续续。我走到阳台，往楼下看。
小区门口停着一辆银色轿车，一个穿校服的孩子正被家长领着往里走。
下午两点、三点半、五点，分别又有不同的琴声响起。每段之间间隔半小时到一小时。
我拿出手机，开始记录时间。第二天我如法炮制，这次记得更详细。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八点，
一共有六个不同的时段有钢琴声。根据弹奏的水平和曲目判断，至少有四五个不同的人在弹。
深夜的那段琴声风格完全不同，技术娴熟、力度重、有时候带着情绪性的猛砸。
那应该是钱丽华自己的练习。我把这两天的记录整理好，拍了照片发给周恒。
他秒回了一条：“拍她家门口看看，有没有挂牌子。还有小区进出的学生家长，能不能拍到。
别正面冲突，别被她发现。”我回了一个字：“好。”接下来两周，
我过上了一种奇怪的双面生活。白天上班，正常打卡开会写方案。晚上回家，
打开分贝仪和录音笔，记录时间和数据。周末不出门，
坐在阳台上拿手机拍进出小区的学生和家长。有一天晚上十二点半，
我正举着录音笔对着天花板，忽然觉得自己很可笑。二十八岁的姑娘，大半夜不睡觉，
蹲在卧室地板上录楼上的钢琴声，活像个神经病。但转念一想——我变成这样，是谁造成的？
我把录音笔举得更高了一点。我一共拍到了七个不同的孩子，年龄从五六岁到十一二岁不等，
都由家长接送，每次上楼大约一个小时左右出来。钱丽华的门口没有挂牌子，
但我在业主群里搜到一条两年前的消息。有人转发了一张图片，
是一张彩色宣传单——“丽华钢琴工作室，专业一对一钢琴教学，十年教龄，
考级通过率95%”。地址写的就是翠庭苑16栋1602。两年前就在干了。我截了图。
一个月后，我手里有了这些东西：一、三十一天的连续噪音记录，
包括录音文件和分贝曲线图，深夜时段最高分贝达到62.7，
超过国家标准夜间住宅区域45分贝的限值。二、专业噪音检测机构出具的两份报告，
分别在不同日期测量，结论一致：夜间噪音超标。
三、我在第二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就诊记录和诊断证明——慢性失眠，轻度焦虑，
医嘱建议改善居住环境。四、七个不同学生进出小区的照片和视频，
时间从工作日上午到周末全天都有。五、那张两年前的招生宣传单截图。
六、小区其他六户居民的签名联名信，表示同样受到噪音困扰。联名信是最难搞到的。
大多数邻居知道钱丽华的丈夫“有关系”，不敢出头。
最后是同楼层的赵姐和楼下1402的老陈先带头签了，其他几户才跟上。
我把所有材料打印整理好，装进一个档案袋，递给周恒。他翻了十分钟，
表情从随意变成了认真。“你这准备工作做得比很多当事人都专业。”“我是做广告策划的，
整理资料是基本功。”“行，”他把档案袋放到桌上，“开干吧。
”3、周恒给我列了一张作战图。“两条线同时走。”他在纸上画了两个箭头，
“民事诉讼告她噪音扰民，走法院，时间长但有强制力。
行政举报走三个部门——市场监管、教育局、城管。
没有营业执照、没有办学许可、住宅商用。”他顿了顿，敲了敲纸上的第二个箭头。
“第一条线是正面攻，第二条线是抄后路。她可以不怕你告她扰民，赔一两万她不在乎。
但培训班关了，她的收入就断了。”我盯着那张纸，
心里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不是高兴，是一种迟来的安心。原来我不是只能忍着，
原来还有路可以走。“先走哪条？”“同时。举报见效快，先把火烧起来。
法院那边我去立案。”“费用呢？”“律师费减半，同学价。”他看了我一眼，
“你这个案子证据链够硬的话，对方大概率不敢拖到开庭。”“她丈夫有关系呢？
”周恒笑了：“关系能帮她打招呼、拖时间，但没法帮她改变住宅区不能办培训班这个事实。
”举报信我写了一整个周末。不是随便几句话的投诉，是一份正式的书面举报，
附带全部证据清单和编号。三个部门各一份，内容针对性不同。
给市场监管局的重点是：无照经营，长期在住宅楼内从事有偿培训服务，未取得营业执照。
给教育局的重点是：无证办学，以“丽华钢琴工作室”名义招收学生教授钢琴课程，
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涉嫌违反《民办教育促进法》。
给城管执法大队的重点是：住改商，住宅用房改为经营性用途，
违反城市规划管理和物业管理条例，且经营活动产生噪音扰民。
份举报信后面都附了证据清单：录音、分贝报告、学生进出照片、招生宣传单截图、联名信。
周恒帮我审了一遍，改了几处措辞，然后点点头。“可以了。寄挂号信，
同时在各部门的线上投诉平台也提交一份，形成双轨记录。”举报信寄出去的那天晚上，
钢琴声照旧在十一点四十分响起。我躺在床上，听着头顶传来的声音，
第一次觉得不那么烦了。因为我知道，这声音响不了多久了。4、变化比我预想的来得快。
举报信寄出第四天，市场监管局打来电话，说已经受理了我的投诉，
会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实。第六天，教育局来了电话，语气更正式一些，
说需要我配合提供一些补充材料。第八天，城管执法大队直接来了人。
两个穿制服的执法人员来到小区，先找了物业，然后上了16楼。
我不知道他们跟钱丽华说了什么。我只知道那天下午，钱丽华第一次主动来敲了我的门。
她没泼茶。但她的脸色比泼茶那天还难看。“方茹，你举报我了？”“我按法律程序办事。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她的声音在发抖，我一时分不清是气的还是怕的。
“你这是要断我的财路！”“钱姐，你在住宅区开培训班本身就违法。你的财路，
是建在别人失眠上的。”“我开了三年了，三年！谁管过我？就你事多！
”“三年没人管不代表合法，只代表没人举报。这两件事你分不清，所以才走到今天。
”她盯着我看了好几秒钟，嘴唇哆嗦了一下。“你等着。”她转身走了。我关上门，
手心有一点汗。但只有一点。我以为“你等着”只是一句狠话。我错了。第二天傍晚，
我下班回家，在单元门口被三个人堵住了。为首的是个男人，四十五六岁，寸头，
脖子上挂着一条粗金链子，衬衫扣子解了两颗，露出胸口一片黑毛。他旁边站着钱丽华，
身后还有一个瘦高个男的，看着像是跟班。寸头男人往前迈了一步，离我不到半米，
身上有烟味。“你就是楼下那个方茹？”“你谁？”“我叫孙国栋，
1602的房子是我买的。”钱丽华的丈夫。“孙先生有什么事？”他歪了歪头，
做出一副“讲道理”的表情：“小方啊，大家都是邻居，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商量？
非得闹到那一步？”“我商量了三个月，没人理我。”“那是之前沟通的方式不对。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