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七岁时发现，只要用指尖轻触水面并默念“涨潮”，整个太平洋就会上涨三厘米。
十八岁体检，军医在我档案上盖下“绝对机密”：潘忠国的生理波动与潮汐频率完全一致。
七十三岁躺在ICU，全球十五个沿海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退潮。
护士尖叫着冲进病房：“所有海水都在往亚洲东海岸聚集！”我拔掉氧气管微笑坐起，
最后一次感受血液与海浪同频——现在，是时候让那些夺走我一切的人，
尝尝被潮汐吞噬的滋味了。心电监护仪那一声拖得老长的“滴——”还没落地，
窗外的光先暗了下来。不是天阴，是海。是太平洋，还有别的什么海，印度洋？大西洋？
管他呢，
反正那些原本该在天边、在几公里外沙滩尽头、隔着堤坝和防护林才能窥见一线的蓝，
现在正缓慢地、无可阻挡地，漫过城市的天际线，爬上低垂的云脚，
把铅灰色的、病房窗框切割出的这一方天空，一寸寸染成一种沉甸甸的、酝酿着咆哮的墨绿。
墙上的电视早就关了，省电，也省得那些欢天喜地的购物广告吵着我。但我知道，
如果它此刻还开着，里面一定炸了锅。东京塔尖淹没？旧金山金门大桥成了潜水艇的航道？
悉尼歌剧院那几片白帆，怕不是正在水下无声地飘荡？还有那些建在海崖上的昂贵别墅，
那些停泊着亿万游艇的码头，那些靠着潮汐发电的新能源项目……此刻，
大概都成了我这场漫长、迟钝、却又终于抵达终点的无声呼吸里，微不足道的注脚。疼。
浑身都疼。不是尖锐的，
是那种从骨头缝里、从干涸的血管壁上、从每一个拒绝再分裂的细胞核里渗出来的钝痛，
绵延不绝，像永不退潮的疲倦。氧气面罩扣在脸上，每一次费力的吸气，
都带着塑料和消毒水混合的怪味，直冲颅顶。可我偏偏觉得，这疼，这憋闷，
前所未有的……清晰。
清晰得让我终于能从那维持了七十三年的、与整个世界潮汐的庞大共鸣里，
暂时抽离出一丝注意力，来感受一下这具名叫“潘忠国”的残破躯壳。哦，潘忠国。
这个名字，多久没人正经叫过了？潘老？老潘？床上那个？或者，
档案袋里那个冰冷的、盖着无数“绝密”红印的代号？我慢慢转动浑浊的眼珠。
窗玻璃映出一点模糊的影子，花白的头发紧贴着头皮，脸颊凹陷，盖在惨白被单下的身体，
薄得像一片随时会被风吹走的纸。只有左手，
那露在被子外、扎着留置针、布满褐色老年斑和凸起青筋的手，还勉强有点形状。
我盯了一会儿那手，那微微蜷曲的、曾无数次轻轻点向水面的指尖。七岁。
老家村口那条每到雨季就浑浊不堪的小河。我把手伸进去，水凉得激灵。伙伴们笑我傻，
说河里有水鬼。我只是看着水面下自己模糊的倒影，心里莫名其妙地咕哝了一句：涨。
指尖下的水流，似乎凝滞了那么一瞬。然后，远处河岸边缘，一小片浸湿的泥滩，
悄无声息地没入了水下，比原本的水线高出了窄窄的一道。没人看见。包括我。
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直到很多年后，在那些标注着“潮汐异常，原因待查”的绝密报告里，
我才用回忆的尺子，量出了那“窄窄一道”对应的全球海平面变化：大约三厘米。十八岁。
嘹亮的军号，整齐的队列，空气里都是汗水和青春荷尔蒙的味道。
我们被拉到一个偏僻的军医院，说是“特殊兵种筛选”。一间间走进去，抽血，透视，
盯着奇怪的图案看，回答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轮到我了。
一个戴着厚瓶底眼镜、脸色严肃得像是刚从大理石上凿下来的老军医，让我躺下，
在我胸口、太阳穴贴满冰凉的感应片。机器嗡鸣，指针跳动，画出起伏的曲线。
老军医盯着那曲线，看了很久，久到我都快睡着了。他忽然猛地站起来，撞翻了身后的凳子，
嘴唇哆嗦着，凑到那图纸前，又猛地回头看我，眼神像在看什么史前怪物。
“你……”他声音发干，“你最近……睡眠怎么样？
有没有感觉……身体有什么特别的……律动？”我茫然摇头。他不再问我。
只是飞快地抽走图纸，锁进一个厚重的铁皮柜，
然后拿起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刻着复杂花纹的铜印章，蘸了鲜红的印泥，
在一份空白的档案袋封面上，重重盖下。后来，我知道那印章上是“绝对机密”。后来，
我也看到了那份报告的一页影印件，上面用冷硬的仿宋体写着：“受检对象潘忠国，
静息状态下，
自主生理波动心率、血压微循环等频谱与全球主要海洋潮汐频率吻合度达99.7%，
远超仪器误差及已知生物节律范畴。判定：异常。关联性：不明。建议：最高等级隔离观察。
”从那一天起，潘忠国这个人，某种意义上，就“死”了。活下来的，是一个代号，
一个样本，一个需要被放在玻璃罩子里、连呼吸都要被记录分析的“现象”。
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又一个“单位”。有的藏在深山里，出入需要三道岗哨。
有的在沙漠边缘，窗户永远是厚厚的防弹玻璃，看不到一丝绿色，更别提海。
他们让我住最干净的房间，吃搭配好的营养餐，定期体检，问很多很多问题。
问题从“你昨晚梦见什么”到“你认为海洋有意识吗”，五花八门。他们给我看各种图片，
海浪的，月相的，甚至还有古代祭祀水神的壁画，观察我的瞳孔和皮肤电反应。
他们不让我接触任何自然水体。洗澡是限时定量、经过特殊处理的喷雾。喝水是蒸馏水，
装在毫无特色的白色杯子里。窗外的雨，对我来说成了奢侈品，
只能隔着玻璃看那扭曲的水痕。他们怕，怕我无意识的一个念头，就让浴缸里的水漫出来，
或者让饮水机里的水逆流。但他们又需要我“配合”。
当卫星监测到某些海域出现无法解释的潮汐异常时，
我会被“请”到一间纯白的、只有一把椅子和一个巨大显示屏的房间。
屏幕上播放着惊涛骇浪，或者死寂的、露出丑陋礁石和垃圾的海滩。
高级别的人会坐在单向玻璃后面，用经过处理的、不带感情的声音问我：“潘忠国同志，
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请你描述一下，身体内部，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呼应’？
”我学会了沉默。或者说，我的身体本身，成了一种更复杂的语言。起初，
恐惧和抗拒会让潮汐紊乱加剧。后来，麻木和逆反，
又会让本该涨潮的地方莫名其妙退得老远。再后来，我学会了控制——不是控制潮汐，
那似乎是我与生俱来、无法剥离的一部分，就像呼吸——而是控制我的情绪反应。
我把自己打磨成一块光滑的石头，不让外界的探测波激起太多涟漪。我给出的数据，
越来越“平稳”，越来越“规律”，越来越“无害”。他们似乎满意了。
我的监管等级略有下降，活动范围扩大到一个有高墙的小院。
院子里有个水泥砌的、不到两平方米的浅池，里面是循环过滤的人工海水，死气沉沉，
连只水蚤都没有。但我被允许每天在那里坐一会儿，用手指碰碰那冰凉、寡淡的水。
对我来说，那已经是一种奢侈。指尖触到水面的瞬间，
那庞大的、来自星球各处海洋的“感知”会像轻微的电击一样流遍全身。
不再是具体的声音或图像，而是一种浩瀚的、脉动的“存在感”。
我知道此刻印度洋某处正在翻涌，知道北冰洋的冰层下暗流如何缓慢转向，
知道秘鲁寒流带来了多少浮游生物。那感知庞大到令人晕眩，也孤独到刺骨。
我是唯一的接收者，也是这无形交响乐唯一的、沉默的演奏者，
尽管我从未真正举起过指挥棒。他们利用这“平稳”，建立了模型，试图预测，
甚至他们偷偷尝试过干预。我隐约知道一些失败的实验，
在某处无人海域引发的短暂混乱。
他们越来越把我视为一个精密的、有时不太稳定的“环境参数发生器”。我也曾有过奢望。
以为表现良好，就能换来一点正常人的生活。三十多岁的时候，经过层层审查，
组织上“安排”我认识了一位女同志。她文静，话不多，看我的眼神有些好奇，
但更多的是某种任务性的平静。我们像完成任务一样相处，结婚报告都打了。
可就在婚前体检后的第三天，她被调走了，调到千里之外，我再也无法得知任何消息。
介绍人只是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支烟我从不抽烟，说：“忠国啊，别想了，
你的情况特殊，要理解组织的考虑。”那支烟我没抽，放在窗台上，慢慢被风吹散，
碎成一地烟末。那天夜里，据事后一份解密程度很低的简报提及，
南太平洋几个岛屿观测到异常的、毫无征兆的潮位暴涨，淹没了一些边缘滩涂，
幸未造成人员伤亡。报告结论是：“可能与地壳应力短暂释放有关。”从此，我再无奢望。
我成了真正的“石头”。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我从“小潘”变成“潘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