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秋那天，周桂芳的右眼跳了一上午。她没当回事。俗话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
她这五十三年的人生里，灾从来不用跳，它想来就来，从不打招呼。中午十二点，
正是商场后巷最热闹的时候。周桂芳坐在自己的小板凳上，面前摆着三双待擦的鞋。
旁边卖盒饭的老刘头扯着嗓子喊“青椒肉丝盖饭十五”，
隔壁修手机的年轻人在手机外放短视频，
一个AI合成的女声正在念什么“豪门弃妇的重生之路”。巷子口的风带着空调外机的热浪，
混着各家盒饭店冒出的油烟，一股脑儿灌进来。周桂芳就在这片嘈杂里低着头，
手里的鞋刷一下一下地动着，动作不快不慢，像她这二十年来的每一天。“周姐，吃饭没？
”一个穿高跟鞋的年轻姑娘站在面前，把脚伸进擦鞋的脚踏板里。“吃了。
”周桂芳抬头笑笑，没说自己其实只啃了个馒头。这姑娘是商场三楼美甲店的，常来。
周桂芳记得她的手，指甲永远做得精致，上周是猫眼，这周贴了钻。但脚就没那么讲究了，
后跟磨得厉害。“周姐，”姑娘低头刷着手机，突然开口，“你说人死了会去哪儿啊？
”周桂芳的手顿了一下，刷子停在鞋面上。“我们店有个客人，昨天跳楼了。
”姑娘的声音闷闷的，眼睛还盯着手机屏幕，但拇指没划动，“才三十二岁，老公出轨，
孩子才两岁。从小区楼顶跳的。”巷子里嘈杂声依旧。老刘头还在喊盖浇饭，
隔壁的短视频已经换成了AI仿真人剧，一个长相酷似某明星的虚拟人正在屏幕里哭。
周桂芳低着头，继续刷鞋。“走了就走了吧。”她说，声音很轻，“活着的人还得活。
”姑娘没再说话。擦完鞋，扫码付了八块钱，踩着高跟鞋嗒嗒嗒地走了。
周桂芳把八块钱叠好，塞进围裙口袋里。口袋里已经有一小沓零钱了，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
叠得整整齐齐，像她这个人一样，不起眼，但规整。下午三点，巷子里人少了。
老刘头开始收摊，隔壁修手机的年轻人趴在桌上打盹。
周桂芳收拾好自己的刷子、鞋油、抹布，一件一件装进那个用了八年的帆布袋里。
她没像往常一样骑那辆破三轮回出租屋，而是穿过商场，走到对面的社区医院。挂号。排队。
等结果。医生拿着CT片子看了很久，久到周桂芳以为他睡着了。“家属来了吗？”医生问。
周桂芳摇摇头：“就我一个人。”医生沉默了一会儿，指着片子上的阴影给她看。
那些医学术语她听不懂，但有一句话听懂了：“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周桂芳坐在诊室的塑料椅子上，屁股底下冰凉。窗外的阳光很烈，
照在对面商场的玻璃幕墙上，晃得人眼晕。“大概还有多久？”她问。
医生推了推眼镜：“三到六个月。如果配合治疗——”“不治了。”周桂芳站起来，
把那张CT报告单叠好，塞进帆布袋里，和那些刷子鞋油放在一起。她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
正好是下午五点。商场门口人来人往，年轻的女孩子手挽手走过，喝着奶茶，
讨论着哪家店在打折。有个穿西装的男人站在路边打电话，声音很大，说的是几百万的单子。
周桂芳从他们身边走过，没人看她一眼。她走到公交站，在站牌前站了很久。
回出租屋的是12路，往另一个方向的是28路。28路通往火车站。她最后上了28路。
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周桂芳把窗户推开一条缝。热风灌进来，吹在她脸上。
她掏出那个老旧的智能机——还是去年在巷子里捡的，修修还能用——翻开通讯录。
通讯录里只有五个号码：老刘头、房东、收破烂的老王、商场保洁张姐，还有一个没有名字，
只有一串数字。她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二十三年了，这个号码换过很多次，
但这个人的电话，她从来没打过。公交车报站：火车站到了。周桂芳下了车，走进售票厅。
“去哪儿？”售票员头也不抬。周桂芳张了张嘴，说了那个二十三年没回去过的地名。
一个鄂东的小县城，长江边上的，穷得很。二火车是绿皮车，慢车，十四个小时。
周桂芳买的是硬座，靠窗。对面坐着一对年轻男女，看起来像是大学生，
男的戴着耳机打游戏，女的靠在他肩膀上睡觉。旁边过道里站着好几个人，都是打工的，
拎着蛇皮袋，跟她当年一样。她没睡着。窗外的夜色一点点浓起来，偶尔经过一个小站，
能看到站台上昏黄的灯光，和等着上车的人。她把脸贴在车窗玻璃上，玻璃凉凉的，
让太阳穴那根一直跳的神经舒服了一点。脑子里乱得很。她想起二十三年前离开的那个早晨。
也是这趟车，也是这个方向，只是反过来。那时候她三十岁，男人在外面有了人，
她没吵没闹，收拾了几件衣服，天没亮就走了。走到县城汽车站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雾气很重，路边的狗尾巴草上全是露水。她那时候想的是：这辈子再也不会回来了。
结果还是回来了。火车咣当咣当响了一夜。早上五点多，天刚亮，
列车员过来喊：“××站到了啊，下车的准备。”周桂芳拎起帆布袋，下了车。
站台还是那个站台，破破烂烂的，水泥地裂了缝，缝里长出杂草。出站口的小广场上，
停着几辆三轮车，车夫们围在一起抽烟，看见出站的乘客就喊：“走不走？走不走？
”周桂芳站在广场上，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长江边特有的水腥气，
混着早点摊炸油条的香味。和二十三年前一模一样。她没坐三轮，走着去的。县城变了很多。
以前那条土路变成了水泥路，两边盖起了楼房，一楼都是门面，卖衣服的，卖手机的，
卖电动车的。但也有一些没变的——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那个卖豆腐脑的摊子还在，
只是摊主从当年的老太太换成了一个中年女人。周桂芳在老槐树底下站了一会儿，
看着那个卖豆腐脑的女人。女人大概四十来岁，系着蓝布围裙，正给一个小孩盛豆腐脑。
她长得有点像——有点像当年的自己。“大姐，来一碗？”女人抬头招呼她。周桂芳摆摆手，
继续往前走。拐过那条街，再往前走两百米，就是她以前的家——不，不是她的家了，
是那个男人和他后来的老婆的家。房子还是那栋两层小楼，外墙贴了白瓷砖，
院墙上爬满了扁豆藤，紫色的花正开着。院门是铁门，漆成了红色，但锈了，斑斑驳驳的。
周桂芳站在院门外，隔着铁门往里看。院子里有个女人，六十来岁，瘦，佝偻着背，
正在晾衣服。女人动作很慢，一件一件地从盆里拎出来，抖开，搭在晾衣绳上。
晾衣绳那头拴在桂花树上，这头拴在院墙的铁钉上，中间坠下来，衣服都快拖到地上了。
女人晾完衣服，端着空盆转身进屋。她走路的姿势有点跛，左脚拖着走。周桂芳认出来了。
是那个“后来的人”。她站在门外，手攥着帆布袋的带子，攥得指节发白。屋里传来说话声，
隔得远，听不清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屋里走出来，端着个搪瓷缸，
坐到院子里的竹椅上。周桂芳的呼吸停了一瞬。是张建国。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
背也驼了，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汗衫，大裤衩，趿拉着拖鞋。他坐在竹椅上，
把搪瓷缸放在脚边，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上，慢吞吞地抽着。
阳光从桂花树的叶子缝里漏下来，洒在他身上，斑斑点点的。周桂芳看了他很久。这个男人，
她十六岁认识，二十岁嫁给他，三十岁离开他。他们在一起生活了十年，生了两个女儿。
她伺候他吃，伺候他穿，伺候他爹娘。他在外面打牌，她半夜去送夜宵；他在工地上干活，
她骑三十里路去送饭；他喝醉了打她，她第二天照样起来给他煮醒酒汤。
后来他在外面有了人，是隔壁镇上的一个寡妇，比他大两岁。她知道以后，没吵，没闹，
也没去找那个寡妇扯头发。她就那么走了，把两个女儿都留给了他。大女儿八岁，
小女儿五岁。她走的那天，他还在外面打牌。等他回来，她已经坐上去广东的火车了。
“你这辈子就是太老实了，太好欺负了。”当年一起在服装厂打工的工友这么说过她，
“换了我，非得把那狐狸精的脸撕烂不可。”她没说话。她心里想的是：撕烂了又怎么样呢？
男人心不在了，撕烂一百个也没用。现在她站在这个院门口，看着他坐在太阳底下抽烟，
看着那个跛脚的女人在屋里进进出出，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院子里突然跑出来一条狗，
是条土狗，黄毛，瘦，冲着她汪汪叫。张建国抬起头，朝院门口看过来。周桂芳没有躲。
两个人的目光穿过那道锈迹斑斑的铁门，撞在一起。张建国愣了一下，
手里的烟灰掉在裤子上。“你……”他站起来，搪瓷缸被脚碰翻了，水流了一地，
“你是……桂芳？”周桂芳没说话。屋里那个女人听到动静，也出来了。她站在门口，
手上还沾着水，看着周桂芳，脸上的表情从疑惑变成惊讶，
又从惊讶变成了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愤怒，不是敌意，倒像是……心虚。
三个人就这么站着，谁也没说话。只有那条黄狗还在叫，但叫声也渐渐低下去，
最后变成了哼哼唧唧的尾音，夹着尾巴跑到桂花树底下趴着去了。
三周桂芳最后还是进了那个院子。是那个女人——她后来知道叫李玉芬——开的门。
李玉芬把铁门拉开一条缝，说：“进、进来坐吧。”她说话有点结巴，不知道是紧张，
还是本来就这样。院子不大，收拾得倒干净。墙角堆着几捆干柴，桂花树底下晒着几双旧鞋，
窗台上摆着几个种了葱的破搪瓷盆。周桂芳扫了一眼那些旧鞋——有一双男式的皮鞋，
鞋跟磨得厉害，该换了；有一双女式的布鞋，鞋面洗得发白。张建国把竹椅让给她坐，
自己又搬了个小板凳，坐在旁边。李玉芬站在门口，两只手在围裙上搓来搓去，
不知道是该进还是该留。“你……你咋来了？”张建国问。他声音也老了，沙沙的，
像含着口痰。周桂芳没回答他的问题，反问了一句：“大妮和二妮呢？”大妮是老大，
二妮是老二。她走的时候，大妮才上小学二年级，二妮刚会写自己的名字。张建国低下头，
没吭声。李玉芬在门口动了动嘴唇，也没吭声。周桂芳心里咯噔一下。“问你们话呢。
”她声音硬了。“大妮……”张建国开口了，声音更低，“大妮前年走的。”“走哪儿去了？
”张建国没说话。李玉芬突然蹲下去，蹲在门槛上，把头埋进膝盖里。她的肩膀一耸一耸的，
没发出声音，但周桂芳看出来了——她在哭。周桂芳站起来，看着张建国。“你说清楚，
大妮走哪儿去了？”张建国把头埋得更低，点了支烟，手抖得点不着。“死了。”他说。
那两个字像块砖头，砸在周桂芳脑门上。她没站稳，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桂花树上。
树上的桂花已经开败了，剩几撮黄的，被她一撞，簌簌往下掉。“怎么死的？
”张建国不说话了，闷着头抽烟。烟灰老长，掉在他裤子上，他也不拍。
李玉芬从门槛上抬起头，眼睛红肿，看着周桂芳。她张了张嘴，又闭上，又张开。
“是……是我害的。”她说，声音抖得厉害，“是我害死大妮的。”周桂芳看着她，
脑子里嗡嗡的。李玉芬开始说，断断续续的，结结巴巴的，一句一句往外挤。
她说她当年跟张建国好上，是她不对，她知道自己不对。但她也是没办法，她男人死得早，
她一个人拉扯两个孩子，日子过不下去。张建国帮她干过几次活，她就……她就起了心思。
她说她进门以后，大妮和二妮一直不待见她，这她不怪孩子。她自己也有两个孩子，
知道后妈难当。她尽量对两个孩子好，可有些事，不是你想好就能好的。
她说大妮十八岁那年，有人来提亲，说的是镇上开超市的一户人家，条件不错，
就是男的比大妮大八岁，离过婚，有个孩子。大妮不愿意，在家里哭了好几天。
张建国也不愿意，说闺女还小，不着急。但是——说到这里，李玉芬又开始哭，
哭得说不下去。“但是我收了人家的彩礼。”她终于说出来，“两万八千块钱。
我儿子那时候要结婚，女方要三金要彩礼，我拿不出来。大妮那门亲事，人家给了两万八。
我想着，想着大妮过去是当后妈，但人家条件好，不亏待她……”周桂芳听到这里，
手脚冰凉。“然后呢？”她问。李玉芬捂着脸，声音从指缝里漏出来：“大妮嫁过去以后，
过得不好。那男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大妮跑回来过两次，我……我都把她送回去了。
第二次送回去以后，没过半年，大妮就没了。”“怎么没的？”“说是……说是跳井了。
”李玉芬整个人抖得像筛糠，“婆家那边说是她自己想不开，那口井在她家后院，
等发现的时候，人早就……早就……”院子里很静。老桂花树上有一只知了，叫得声嘶力竭。
周桂芳慢慢走到李玉芬跟前，蹲下来，看着她。李玉芬抬起头，满脸是泪，
脸上的褶子里都是泪。她老得很，比周桂芳还显老，头发白了大半，
脸上的皮肤像晒干的橘子皮。“我不是人。”李玉芬说，“我不是人。我知道我不是人。
这些年我天天做噩梦，梦见大妮站在那口井边上，看着我，什么话也不说，
就那么看着我……”周桂芳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转过身，看着张建国。
“你呢？”她问，“你是她亲爹。你闺女被人逼死了，你干什么了？
”张建国把烟头扔在地上，用脚踩灭。他抬起头，眼睛里也是红的。“我……”他张了张嘴，
“我去找过那家人。但那家人说，是大妮自己想不开，他们也没办法。派出所也去了，
说法医鉴定，是自杀……”“放屁！”周桂芳打断他，“她要是过得好，会自杀？
她才二十多岁，会自杀？”张建国不说话了。周桂芳站在院子里，太阳很烈，
晒得她头顶发烫。她看看张建国，又看看蹲在地上的李玉芬，
最后把目光落在那扇锈迹斑斑的铁门上。她想走。她应该马上就走，走出这个院子，
走出这个县城，回到那个商场后巷，回到她的刷子和鞋油中间去。
她只剩下三到六个月的时间了，她应该用这点时间做点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站在这里，
面对这些烂事。但是她的脚像钉在地上一样，动不了。“二妮呢？”她问。
张建国抬起头：“二妮在武汉，打工。很少回来。”“她知道她姐的事吗？”张建国点点头。
周桂芳沉默了一会儿，又问：“她恨不恨你？”张建国没说话。李玉芬蹲在地上，
小声说：“恨。咋不恨？她连过年都不回来。去年我给她打电话，想让她回来吃年夜饭，
她说，她说她没这个家。”周桂芳听见这句话，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她看了看这院子，
看了看那几间屋，看了看桂花树下趴着的那条黄狗。这就是她曾经生活了十年的地方，
也是她两个女儿长大的地方。她来的时候，只是想死之前，回来看一眼。没想到看到了这些。
四周桂芳在县城待了三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一晚上三十块钱，没有窗户，
只有一张床和一台老式电视机。三天里，她没再去那个院子。她去了一趟大妮的婆家。
那是个镇子，比县城还破，街上到处是垃圾，摩托车乱窜，卖水果的摊子把路占了一半。
她找到那户人家——开超市的，门面倒不小，里面摆着烟酒糖茶，还有个冰柜卖雪糕。
她进去买了瓶水，两块钱，给了张十块的，等着找钱的时候，打量那个男人。四十来岁，胖，
秃顶，穿件脏兮兮的白背心，胳膊上纹着条龙。他找钱的时候，手指粗短，指甲缝里黑黑的。
脸上带着生意人那种假笑，问她还想要点什么。周桂芳说不要了，拿着钱出来，站在街对面，
盯着那个超市看了很久。她想进去问他：你为什么要打大妮？大妮跳井的时候，你在哪儿？
你害死我闺女，你晚上睡得着吗？但她没进去。不是不敢，是不知道进去有什么用。
打他一顿？骂他一顿？她一个胃癌晚期的老婆子，能把他怎么样呢？她在镇上转了一圈，
最后找到那口井。在后街的一片老房子中间，那户人家的后院紧挨着一条小巷。
井就在后院角落里，用几块预制板盖着。预制板很重，一个大男人都搬不动。
可大妮一个瘦瘦弱弱的姑娘，怎么就跳进去了呢？周桂芳站在巷子里，隔着院墙，
看着那口井的位置。站了很久，直到天黑。第三天下午，二妮回来了。是张建国打的电话。
周桂芳没说让他打，他自己打的。二妮从武汉坐火车回来，到县城汽车站的时候，
天已经擦黑了。周桂芳在汽车站门口等她。她一眼就认出了二妮。像，太像了。不是像她爹，
是像她自己年轻的时候。瘦，高，脸盘儿圆圆的，眼睛也圆圆的，看人的时候有点愣愣的，
但愣里又有股倔劲儿。二妮也认出了她。两个人隔着几米远，站在车站门口的路灯底下，
互相看着。灯刚亮，还不太亮，昏黄昏黄的，照得人的脸半明半暗。“你回来了。
”周桂芳说。二妮没说话，走过来，站在她面前。她比周桂芳高半个头，穿着一件灰色T恤，
牛仔裤，背个帆布包。头发扎成马尾，额前有几缕碎发，被汗粘在脸上。母女俩就这么站着，
谁也没再说话。过了一会儿，二妮突然开口：“你回来干什么？”声音硬邦邦的，像块石头。
周桂芳看着她，说：“来看看。”“看什么？”二妮说，“看那个男人？看他娶的那个女人？
看这个破地方？”周桂芳没回答。二妮盯着她，眼睛里有东西在闪。不是泪，
是别的——是火。“你当年走的时候，怎么不想着来看看？”二妮说，“我和我姐，
一个八岁，一个五岁。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知道我们过的什么日子吗？
”周桂芳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我姐八岁就开始做饭，踩着板凳才能够着灶台。我五岁，
连灶台都够不着，就站在边上看，看她烧火，看她往锅里倒水，看她把面条煮成一锅糊糊。
”二妮的声音开始抖，“后来那个女的进门了，我们更不好过。她对我们不算坏，不打不骂，
但她有两个孩子，什么都紧着她自己的孩子。我姐上完初中就不让上了，让她去打工，挣钱。
我呢，我自己考上的高中，自己挣的学费，自己供自己上大学。我姐还偷偷给我寄过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