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逐出家门那天，养母扔给我一份DNA鉴定书：“假少爷，滚回你的孤儿院去。
”十年后，我以全球首富的身份回国。恰逢养兄娶妻，婚礼上，他们正为一份骨髓配型发愁。
我拿出真正的鉴定书：“配型？不如先看看这个——”“当年被你们赶走的野种，
才是秦家亲生子。”全场哗然中，我看向轮椅上的养母：“您捐肾救子的那天，我就知道了。
”---腊月二十九的雪下得很大。我跪在秦家别墅门口，
膝盖下面垫着的那张纸已经被雪水洇透。铁艺大门的缝隙里透出暖黄色的光，
隐约能听见里面觥筹交错的声音。那是秦家的年夜饭。我的手冻得发僵，
但还是把那张纸小心地展开看了一眼。这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一周前我偷偷做的。
上面的结论很清楚：送检样本与秦远山、王婉茹不存在生物学亲子关系。不存在。
我七岁被秦家收养，今年十七岁。整整十年。门开了，走出来的是管家老周。
他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看也没看我，直接把袋子扔在我面前。“太太说了，
让你把这些年穿的衣服都留下。”他的声音像这雪一样冷，“人走就行。”我抬起头，
想说什么，却发现自己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哆嗦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大厅里传来一阵笑声，是我养兄秦绍谦的声音。他比我大两岁，是秦家独子，从小身体不好，
秦家上下都把他当眼珠子疼。而我，
不过是给这个独子找的“伴读”——这是当年养母的原话。“还不走？”老周皱起眉头，
“非要我叫保安？”我撑着地面站起来，膝盖已经跪得麻木，一个趔趄差点摔倒。
黑色塑料袋被我碰翻，里面的东西散落出来：几件旧T恤，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
一双鞋底快磨穿的球鞋。都是这些年我自己打工挣钱买的。秦家给我的，
只有每年除夕发的一套新衣服，刚才我已经脱在房间里了。“等一等。
”一个声音从门内传来。我转过头，看见养母王婉茹走出来。她穿着墨绿色的丝绒旗袍，
披着一件白色的皮草披肩，保养得宜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她走到我面前，
从手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我接过来。又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怕你不死心，
我让人重新做了一份。”她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你的出生地、你的孤儿院、你那个吸毒死掉的生母，我都查清楚了。秦家养你十年，
仁至义尽，往后别来了。”我握着那份报告，手指收紧，把纸张捏出了褶皱。
“妈……”“别叫我妈。”她打断我，语气里终于有了一丝不耐烦，“你妈死在戒毒所，
骨灰都没人领。”雪落在我睫毛上，模糊了视线。我眨了眨眼，把那层湿润逼回去。
“我能拿我的东西吗？”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轻，像雪花落地。“什么东西？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那是我七岁刚到秦家时拍的，我站在秦远山和王婉茹中间，
咧着嘴笑，缺了两颗门牙。那时候我以为，我终于有家了。王婉茹看了一眼，嘴角动了动，
像是想笑。“拿走吧。”她转身往回走，披肩在雪地里拖出一道痕迹，
“以后别说自己是秦家的人。我们丢不起这个人。”铁门在我面前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
我站在原地，把那份鉴定报告和那张照片一起塞进贴身的口袋里。然后蹲下身，
把散落的衣服重新装进黑色塑料袋。站起来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两周前，
养兄秦绍谦被查出尿毒症，需要换肾。全家做了配型，只有我符合条件。
养母拉着我的手哭了很久，说我是秦家的恩人，说以后一定会好好待我。
然后我就去做了这份亲子鉴定。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只是想要一个底气。
想要在捐出一个肾之后，还能理直气壮地做秦家的儿子。结果出来了，我不是。
然后他们的新报告也出来了，我也不是。我拎着塑料袋往山下走。雪越下越大，
路灯把光线投在雪地上，照出我孤零零的影子。走了大概二十分钟，
身后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我没有回头，往路边靠了靠。车在我身边停下来，车窗降下，
是秦绍谦。他看起来喝了不少酒，脸上泛着不正常的红。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女孩子，
我不认识，大概是他的新女朋友。“哟，这不是我弟弟吗？”他的舌头有点大，“不对，
是假的。”女孩捂着嘴笑。我继续往前走。秦绍谦踩了一脚油门，车从我身边擦过去，
溅起的雪泥甩了我一身。然后他在前面刹住车，倒回来，又降下车窗。“哎，野种。
”他喊我，“你不是要捐肾给我吗？怎么，还没捐就被扫地出门了？”我没吭声。
他好像觉得无趣，撇了撇嘴，又从钱包里抽出几张红票子，从车窗里扔出来。“拿着，
过年了，算我赏你的。”钞票落在雪地里，很快被飘落的雪花覆盖。秦绍谦哈哈大笑，
一脚油门走了。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几张钞票一点一点被雪埋住。过了很久，我弯下腰，
把它们捡起来，拍掉上面的雪，叠好，塞进口袋。不是清高。是这钱有用。我需要钱坐车，
需要钱吃饭，需要钱活下去。活下去，才能知道为什么。那天晚上，
我坐上了去省城的夜班大巴。车上很空，我一个人占了两个座位，把黑色塑料袋抱在怀里，
盯着窗外黑漆漆的夜色，脑子里反反复复地想着那些事——七岁那年，
孤儿院的院长把我叫到办公室，说有人来领养我。我兴奋得一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早早地洗了脸，穿上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来接我的是秦远山和王婉茹。
他们穿着体面的衣服，开着黑色的轿车，说话轻声细语。王婉茹把我抱在怀里，
说：“以后你就叫秦绍远，是绍谦的弟弟。”我以为这是上天给我的补偿。在孤儿院的时候，
我听别的孩子说过，被领养就是重新投胎，会有一个家，有爸爸妈妈，有好吃的，
有新衣服穿。我确实有了好吃的，有了新衣服，还有一个哥哥。但哥哥身体不好，
妈妈总是围着他转。爸爸工作忙，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我被送进最好的学校，
但放学后永远是一个人回家。我考了全班第一，妈妈说“绍谦今天没发烧，真好”。
我拿了全市奥数一等奖，爸爸说“嗯，不错”，然后继续看报纸。我想，他们只是太忙了。
我要懂事，要听话，要好好学习，以后考上好大学，找好工作，报答他们。十岁那年，
秦绍谦在学校跟人打架，被打破了头。我冲上去护着他，自己被人踹断了两根肋骨。
在医院醒来的时候，妈妈坐在床边，我以为是来看我的。她说：“绍谦受了惊吓，
这几天你少在他面前晃。”我点点头，说好。后来我慢慢明白了一些事。
比如为什么家里的相册里只有秦绍谦的照片，为什么逢年过节走亲戚的时候从来不带上我，
为什么保姆都对我爱答不理。但我还是告诉自己，能有个家，已经很好了。直到那天晚上，
他们把我赶出来。大巴在高速上行驶，天边渐渐泛起鱼肚白。我靠着车窗，
看着那些飞逝而过的路牌，不知道这辆车会把我带到哪里去。无所谓了。去哪里都一样。
腊月二十九的雪下得很大。那天晚上，秦家别墅里的暖气烧得很足。王婉茹坐在沙发上，
看着电视里播的春晚，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老周从外面进来，站在门口，没敢往里走。
“走了？”“走了。”王婉茹沉默了一会儿，忽然问：“他……说什么没有？
”老周想了想：“没有。就拿了张照片。”“什么照片？”“刚来那年拍的，
您和先生带着他照的那张。”王婉茹皱了皱眉，没再说话。楼上传来秦远山的声音：“婉茹，
上来一下。”她站起身，往楼上走。走到楼梯拐角的时候，她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沙发旁边的矮几上，摆着几个相框。全是秦绍谦从小到大的照片，单人照，骑马照，
弹钢琴照，毕业照。没有一个位置，是给那个孩子的。她收回目光，继续上楼。卧室里，
秦远山站在窗前，背对着她。“外面雪挺大。”他说。“嗯。
”“那孩子走的时候穿得厚不厚？”王婉茹没说话。秦远山转过身，看着她：“婉茹，
我知道你不愿意提他。但我得问你一句，当初领养他的时候，
你是不是就知道他……”“我不知道。”王婉茹打断他，“那时候手续都是你办的，
我怎么知道？”秦远山看着她，没再追问。窗外，雪还在下。我是在火车上遇见那个人的。
那年我十九岁，在南方一个小城市的工地上搬砖。一天十二个小时，能挣一百二十块钱。
晚上就睡工棚，和十几个工友挤在一起，鼾声此起彼伏，蚊子嗡嗡叫。那年夏天特别热，
工棚里像个蒸笼，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坐在外面，借着路灯看书。书是从废品站花两块钱买的，
英文原版的《穷查理年鉴》，封面都掉了，里面密密麻麻全是字。那天晚上，
有个人在我旁边站了很久。我抬头，是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穿着普通的格子衬衫，戴着眼镜，
看着像个退休教师。“你读得懂？”他指着我的书。“凑合。”我说。“哪个大学毕业的？
”“没上过大学。”他愣了一下，在我旁边坐下来。然后我们聊了很久，
从富兰克林聊到市场经济，从通货膨胀聊到国际贸易。我把我从废品站的书里看到的东西，
加上自己琢磨的那些，一股脑全倒了出来。天亮的时候，他站起来，递给我一张名片。
“想不想换个地方干活？”我看了一眼名片，上面印着一家公司的名字，
还有他的头衔：陈维民，董事长。后来我才知道，
陈维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知识分子，做进出口贸易起家，九十年代就身家过亿。
后来投资失败，欠了一屁股债，公司也倒了。这几年东山再起，做的是跨境电商，规模不大，
但势头很猛。他问我愿不愿意去他公司，从最底层做起。我说好。走的那天，工头拦住我，
说走可以，这几天的工钱别想要了。我没争辩，拎着那个黑色塑料袋就走了。
那个塑料袋跟了我三年，从北方到南方，从工地到城中村，装过衣服，装过书，
装过馒头和咸菜。上车的时候，陈维民看了一眼那个袋子，没说什么。那天晚上，
他请我吃饭，喝了两杯酒之后，忽然问我：“小远，你将来想干什么？”我想了想，
说：“赚钱。”他笑了：“赚钱干什么？”“把当年扔掉的东西，一件一件捡回来。
”腊月二十九。秦家别墅。秦绍谦的婚礼定在腊月二十八，因为黄历上说那天宜嫁娶。
婚礼办得很隆重，摆了八十桌，请了半个商界的人。婚礼前一天，秦绍谦忽然病倒了。
尿毒症，晚期。这些年，秦家为了他的病，跑遍了全国的大医院。换肾是唯一的希望，
但合适的肾源比登天还难找。秦远山和王婉茹都做过配型，不符合。秦家的亲戚朋友也做了，
都不行。最后，医生叹了口气，说：“你们有没有别的直系亲属？”王婉茹站在病房外面，
手里攥着那份早就过期的鉴定报告，手指关节都攥白了。十年前，
她把那个配型成功的“野种”赶出家门，想着绍谦还年轻，总能等到合适的肾源。十年了，
没等到。“妈。”秦绍谦躺在床上，脸色蜡黄，人瘦得脱了相，“当年那个……那个秦绍远，
现在在哪儿？”王婉茹的手一抖。“找他回来。”秦绍谦说，“他配型成功过，
现在说不定也行。”秦远山站在旁边，一言不发。王婉茹抬起头，看着丈夫。
秦远山避开她的目光。“我去找。”她听见自己说。那一年，我二十七岁。陈维民去世了。
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临走之前，他把公司的股份全部转给了我，握着我的手，
说了一句话：“小远，别让过去困住你。”葬礼那天，我站在最前面，看着他的遗像，
眼泪流不出来。这个和我非亲非故的人，教了我六年。教我英语，教我管理，
教我看财务报表，教我喝酒的时候怎么不让自己醉。他把我从工地上捡回来，送我去读夜校，
让我从仓库管理员做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他的遗嘱里，
有一句话：“秦绍远是我见过最聪明的年轻人，也是最倔的。倔不是坏事，但别太倔。
有些事，该放下就放下。”我放不下。陈维民走后，我把公司卖了，拿着那笔钱，
加上这些年攒下的，自己出来单干。我做的还是跨境电商，但和陈维民那时候不一样。
我跑遍了东南亚的工厂，在义乌蹲了三个月，把供应链摸得透透的。我请了最好的技术团队，
把算法做到极致。我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全在工作。三年后，
我的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那天晚上，我站在时代广场，看着大屏幕上的股价数字，
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那个在雪地里跪着的少年。我拿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帮我查几个人。秦远山，王婉茹，秦绍谦。”查到秦家的时候，我正在香港开会。
助理把资料发到我邮箱，我点开，一页一页往下翻。秦远山，三年前中风，半身不遂，
现在在家休养。王婉茹，两年前查出肾病，现在靠透析维持。秦绍谦，尿毒症晚期，
等肾源等了十年，没等到。资料的最后，是一张照片。秦绍谦坐在轮椅上，
瘦得只剩一把骨头，脸上带着一种死灰色的绝望。我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然后我打了个电话。“给我订一张回国的机票。腊月二十八。”腊月二十八。
秦绍谦的婚礼如期举行，只不过新郎没能到场。新娘是商业联姻，男方病成这样，
女方家里本来想退婚，但秦家开出的条件太诱人——婚后秦氏集团百分之十的股份，
写新娘的名字。婚礼变成了一场“冲喜”。新娘穿着婚纱，对着秦绍谦的照片拜了堂。
宾客们脸上挂着得体的笑容，私底下议论纷纷。“听说活不过明年了。”“秦家也够惨的，
就这么一个儿子。”“不是还有个养子吗？当年被赶出去那个，后来去哪儿了？”“谁知道，
估计早死在外面了。”婚礼结束后，王婉茹坐在客厅里发呆。客厅的摆设没变过，
沙发旁边的矮几上，依然摆着秦绍谦的照片。没有一张是那个孩子的。她想起那年除夕，
那个少年跪在雪地里，手里攥着一张照片。她当时没让他进门，甚至没让他多待一分钟。
这些年，她偶尔会想起他。想起他七岁刚到秦家的时候，怯生生地叫她“妈妈”。
想起他十岁为了护着绍谦被人打断肋骨，在医院醒来后第一句话是“哥哥没事吧”。
想起他十七岁那年，跪在雪地里，眼睛里没有恨，只有茫然。她告诉自己，不想了。
想也没用。老周从外面进来，脸色有些古怪。“太太，外面有个人，说要见您。”“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