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四十三分，我被冻醒了。
不是那种普通的冷，是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带着地下十七层特有的潮气。我躺在用旧广告布和泡沫板拼凑的“床”上，盯着头顶混凝土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像张地图，三年来我每天研究，已经能背出每一条分支的走向。
“潘忠国死了。”
杨明声的声音从隔间外传来，平静得像在说今天没找到罐头。我把脸埋进还算干燥的衣领，闻着自己身上混合着霉味和铁锈的气息。潘忠国，那个总说自己以前是长途司机的男人，昨晚咳了半夜，终于安静了。
“第几个了？”我问，声音沙哑。
“这个月第四个。”温东华接话，我听见他摆弄自制净水器的叮当声，“肺病。潮湿。”
我坐起身。我们这个角落用破烂的木板和塑料布隔出一点私人空间，但说话声、呼吸声、偶尔的啜泣声，总能穿透这些脆弱的屏障。刘佑铭已经在煮“早饭”——几把发黄的干菜叶，加上昨天在废墟里翻到的半包过期的压缩饼干碎屑。
“杨玺去放哨了？”我问。
“和蔡贤鑫一起。”刘佑铭头也不抬，“昨晚动静有点大，东区那边。可能又有东西在翻垃圾山。”
“东西”是个模糊的词。可能是流浪狗，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一些我们更不愿意细想的玩意儿。三年前那场没人说得清缘由的灾难后，地面上就不太适合生存了。我们这四十来号人，躲进了这座未完工的地下停车场。十七层，深得足够隔绝大部分辐射和污染物，也深得让人忘记阳光长什么样。
刘滢滢和伍依琪正在给几个孩子分食物。孩子们有七个，最小的才四岁，最大的不过十二。他们是这里最珍贵的，也是最让人绝望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保护他们多久。黄雪宁抱着最小的那个，哼着一支走调的歌。
舒情晗和高紫涵在清点药品。我们的医疗站不过是个堆着杂物的角落，药瓶大多空了，绷带洗了又洗。曾汝杰懂一点草药，偶尔能从废墟里带回些能用的植物根茎，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今天谁出去？”陈斌问。他以前是建筑工人，体格还算健壮。
“抽签。”刘建涛拿出一个铁罐，里面是折好的纸片，“老规矩，三人一队。搜寻队，水源队，巡逻队。”
我默默走过去。手指在冰凉的纸片中拨弄，抽出一张。展开，上面用烧过的木炭歪歪扭扭写着“搜寻”。
梁远霖和宋卓翰也抽到了搜寻。我们互相点点头，没说话。搜寻队最危险，要回到地面，进入那些摇摇欲坠的建筑废墟。但回报也可能最大——食物、药品、工具，任何能让我们多活一天的东西。
赵德强和侯辉宇是水源队，他们要去地下更深处的裂缝接渗水，过滤，然后扛回来。王新航、张逍遥、何英俊是巡逻队，负责检查我们这地下十七层堡垒的各处出入口和薄弱点，确保没有不该进来的东西进来。
“小心点。”符垂浩对我们说。他是我们当中岁数最大的，以前是中学老师，现在负责记录——记录每天的口粮分配，记录人员变动，记录我们还活着。
我们穿戴“装备”。说是装备，不过是厚一点的衣服，用胶带和铁丝加固关键部位，头上戴着用摩托车头盔改造的面罩，眼睛位置是两块打磨过的塑料片。背上用绳子绑着自制的撬棍和布袋。孙宏昌检查了我们的面罩密封性，点点头。
“氧气罐还能用三次。”王炅赜说，他负责维护我们仅有的几个从消防站废墟里找来的便携氧气罐。地面空气依然有毒，不能久待。
田温琪走过来，往我和梁远霖手里各塞了一小包东西。用旧手帕包着，里面是几片晒干的、不知名的植物叶片。“含着，能稍微提神，抗一点毒。”她小声说。她以前是医学生。
魏佳琳和刘鑫帮我们把绳索系在腰上。通往地面的主竖井已经塌了大半，我们得从一条通风管道改造的狭窄通道爬上去。陈冠希和李权在竖井口守着绞盘，那是用自行车零件和钢丝绳做的简陋升降装置，一次只能上一个人。
“好运。”杨涛说。
我抓住冰冷的钢丝
不是那种普通的冷，是骨头缝里渗出来的寒意，带着地下十七层特有的潮气。我躺在用旧广告布和泡沫板拼凑的“床”上，盯着头顶混凝土天花板上的裂缝。那裂缝像张地图，三年来我每天研究，已经能背出每一条分支的走向。
“潘忠国死了。”
杨明声的声音从隔间外传来，平静得像在说今天没找到罐头。我把脸埋进还算干燥的衣领，闻着自己身上混合着霉味和铁锈的气息。潘忠国，那个总说自己以前是长途司机的男人，昨晚咳了半夜，终于安静了。
“第几个了？”我问，声音沙哑。
“这个月第四个。”温东华接话，我听见他摆弄自制净水器的叮当声，“肺病。潮湿。”
我坐起身。我们这个角落用破烂的木板和塑料布隔出一点私人空间，但说话声、呼吸声、偶尔的啜泣声，总能穿透这些脆弱的屏障。刘佑铭已经在煮“早饭”——几把发黄的干菜叶，加上昨天在废墟里翻到的半包过期的压缩饼干碎屑。
“杨玺去放哨了？”我问。
“和蔡贤鑫一起。”刘佑铭头也不抬，“昨晚动静有点大，东区那边。可能又有东西在翻垃圾山。”
“东西”是个模糊的词。可能是流浪狗，可能是人，也可能是一些我们更不愿意细想的玩意儿。三年前那场没人说得清缘由的灾难后，地面上就不太适合生存了。我们这四十来号人，躲进了这座未完工的地下停车场。十七层，深得足够隔绝大部分辐射和污染物，也深得让人忘记阳光长什么样。
刘滢滢和伍依琪正在给几个孩子分食物。孩子们有七个，最小的才四岁，最大的不过十二。他们是这里最珍贵的，也是最让人绝望的——因为我们不知道还能保护他们多久。黄雪宁抱着最小的那个，哼着一支走调的歌。
舒情晗和高紫涵在清点药品。我们的医疗站不过是个堆着杂物的角落，药瓶大多空了，绷带洗了又洗。曾汝杰懂一点草药，偶尔能从废墟里带回些能用的植物根茎，但也只是杯水车薪。
“今天谁出去？”陈斌问。他以前是建筑工人，体格还算健壮。
“抽签。”刘建涛拿出一个铁罐，里面是折好的纸片，“老规矩，三人一队。搜寻队，水源队，巡逻队。”
我默默走过去。手指在冰凉的纸片中拨弄，抽出一张。展开，上面用烧过的木炭歪歪扭扭写着“搜寻”。
梁远霖和宋卓翰也抽到了搜寻。我们互相点点头，没说话。搜寻队最危险，要回到地面，进入那些摇摇欲坠的建筑废墟。但回报也可能最大——食物、药品、工具，任何能让我们多活一天的东西。
赵德强和侯辉宇是水源队，他们要去地下更深处的裂缝接渗水，过滤，然后扛回来。王新航、张逍遥、何英俊是巡逻队，负责检查我们这地下十七层堡垒的各处出入口和薄弱点，确保没有不该进来的东西进来。
“小心点。”符垂浩对我们说。他是我们当中岁数最大的，以前是中学老师，现在负责记录——记录每天的口粮分配，记录人员变动，记录我们还活着。
我们穿戴“装备”。说是装备，不过是厚一点的衣服，用胶带和铁丝加固关键部位，头上戴着用摩托车头盔改造的面罩，眼睛位置是两块打磨过的塑料片。背上用绳子绑着自制的撬棍和布袋。孙宏昌检查了我们的面罩密封性，点点头。
“氧气罐还能用三次。”王炅赜说，他负责维护我们仅有的几个从消防站废墟里找来的便携氧气罐。地面空气依然有毒，不能久待。
田温琪走过来，往我和梁远霖手里各塞了一小包东西。用旧手帕包着，里面是几片晒干的、不知名的植物叶片。“含着，能稍微提神，抗一点毒。”她小声说。她以前是医学生。
魏佳琳和刘鑫帮我们把绳索系在腰上。通往地面的主竖井已经塌了大半，我们得从一条通风管道改造的狭窄通道爬上去。陈冠希和李权在竖井口守着绞盘，那是用自行车零件和钢丝绳做的简陋升降装置，一次只能上一个人。
“好运。”杨涛说。
我抓住冰冷的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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