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岩壁上的三百年北纬41°的风从西伯利亚高原长驱直入，穿越整个蒙古草原，
在长白山的针叶林上空收住脚步，然后一头撞上那座亿万年前火山喷发时形成的黑色岩壁。
我就是在那道岩缝里醒来的。准确地说，我醒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什么叫“醒来”。
那时候我没有眼睛，没有耳朵，只有根须扎进岩层深处，靠着一丁点儿水分和矿物质，
在零下四十度的冬天里硬撑着不让自己冻死。那是一七二一年的冬天。后来我学会数数了，
才知道那一年康熙皇帝还在位，山下的女真人还在林子里打猎，偶尔有人进山挖参，
路过我这堵岩壁时总要磕几个头，嘴里念叨着“山神爷保佑”。
我那时候不懂什么叫“山神爷”，只知道他们的声音比山鹰的叫声好听，低低的，沉沉的，
像是夏天第一声闷雷从远处滚过来。第一百个冬天过去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根须能动了。
不是那种被风吹动的摇晃，是真的、由我自己控制的动。我想往左边伸一寸，
根须就往左边伸一寸；我想往右边绕过一块石头，根须就听话地拐个弯。
那天晚上月光特别好，银白色的光从我的叶片上流淌下来，我在风里抖了抖叶子，
忽然觉得自己和以前不太一样了。第一百五十个春天，我听见了第一句完整的人话。
那是个进山采参的汉子，四十来岁，满脸络腮胡子，背着一个柳条编的大筐。
他在我脚下歇脚的时候，把筐往地上一撂，整个人瘫坐在岩石上，呼哧呼哧喘了半天粗气。
“他娘的。”他说。就这三个字。我不知道“他娘”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他娘的”，
但我知道这是人在说话，和我以前听见的那些磕头念叨不一样。后来他又说了很多。
那年春天雨水多，山路滑，他上不来下不去，在我这堵岩壁下困了三天。
三天里他一个人自言自语，把他这辈子的事都讲给我听了。他叫赵老七，
家住山下的二道白河镇，祖上三代都是采参人。他爹采了一辈子参，
最后掉进山沟里摔断了腿，没挺过那年冬天。他娘眼睛哭瞎了，去年也走了。
他媳妇在家种地，两个小子一个闺女，大的十二，小的才三岁。“今年要是再采不着好参，
一家子就得喝西北风去。”他啃着冻得梆硬的玉米面饼子，对着我这株参吉果絮絮叨叨，
“你倒好，长在这悬崖上，没人够得着你。等哪天我学会了飞檐走壁，头一个就来把你挖走。
”我的叶子在风里抖了抖。那时候我还不知道“挖走”是什么意思。
后来我知道了——就是把我的根从岩缝里扯出来，把我扔进锅里煮，把我晒干了切成片，
装进锦盒里卖钱。赵老七没学会飞檐走壁。第三天下山的时候，他一脚踩空，从上面滚下来，
脑袋磕在石头上，血流了一地。我看着他躺在那里，眼睛还睁着，望着我这边，嘴巴张了张，
什么声音都没发出来。山里的乌鸦来得快。三天后，只剩一堆骨头架子。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人会死。第二百个春天，山下的村子变得热闹起来。
我听见的声音不再是采参人的自言自语，而是更多的人、更多的声音。有人娶亲，
唢呐吹了三天三夜，那调子钻进我的叶子里，痒痒的，让我想跟着晃。有人生孩子，
婴儿的哭声又尖又细，像刚出壳的小鸟。有人死了，
女人的哭声能从山脚一直传到我这悬崖上，一哭就是一整夜。那年秋天，
有一群年轻人进了山。他们不采参，背着古怪的铁架子，对着山啊树啊照来照去。
其中一个姑娘扎着两条长辫子，脸蛋红扑扑的，仰着头看我这堵岩壁看了很久。“组长，
你看那是什么？”她指着我说。一个戴眼镜的男人举起手里的望远镜，朝我这边看过来。
我的心砰砰直跳——如果我有心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在看什么，但我知道他们在看我。
“像是……参吉果？”眼镜男人说，“不可能吧，这海拔，这岩缝，怎么可能活？
”“要不要爬上去看看？”“疯了你？这悬崖多高？摔下去命都没了。”他们走了。
我的叶子在风里抖了很久，不知道是庆幸还是失落。第二百五十年，山下通了公路。
我听见轰隆隆的声音从远处传来，日夜不停。采参人越来越少，进山玩的人越来越多。
他们穿着花花绿绿的衣裳，在山里大喊大叫，把垃圾扔得到处都是。有一年夏天，
两个年轻人爬上来了。他们背着大包，腰上拴着绳子，一步一步往我这岩壁上攀。
我从来没有这么近地看过人——他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呼吸时喷出来的热气，
伸手时指尖离我只有三尺远。“卧槽，真的有！”前面的那个喊起来，
“这果子怎么是金红色的？从来没见过！”“快摘！快摘！肯定值钱！”他的手朝我伸过来。
那一刻我的根在岩缝里发了疯似的收紧，每一片叶子都在抖，
每一颗果实都在收缩——然后他脚下一滑。绳子绷紧了，把他吊在半空中晃来晃去。
底下那个死死拽着绳子，脸憋得通红。我看着他晃荡了半个时辰，最后被一点点拽下去，
重新站到山脚的地面上。“不摘了不摘了！”他朝我这边看了一眼，“这地方邪门，
老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看着我。”我松了一口气。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害怕。
第三百年的那个夏夜，月亮圆得像一颗熟透的参吉果。
我闭着眼睛——如果有眼睛的话——在月光里舒展着叶子。忽然间，
我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体深处涌上来，流过每一根脉络，流过每一寸茎秆，流过每一片叶子，
最后聚在果实中央。那种感觉没法形容。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到外翻了一遍，
又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外到里填满了。我的意识在那一瞬间变得无比清晰——我看见了。
不是用叶片感知光线的那种“看”。是真的、长在脸上的眼睛。我低下头，
看见月光照在我的手上——手？我有手了？——那双手的皮肤泛着淡淡的金红色，
像我结了一百年的那些果子。我站起来。脚踩在岩石上，硌得生疼。风从西伯利亚吹过来，
吹在我裸露的皮肤上，冷得起了一层细细的疙瘩。
我低头看自己的身体——和那些进山的人一模一样，有胳膊有腿，有胸有肚子，
有脖子有脑袋。我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有耳朵。
我试着张了张嘴，发出一个声音：“啊。”那是我第一次用自己的嗓子说话。
月光从头顶泻下来，把整堵岩壁照得银白。我站在那道待了三百年的岩缝边上，
低头看着山下的世界——那里有一片一片的灯火，比天上的星星还多，
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亮。我不知道那些灯火是什么。但我想去看看。我转身对着那道岩缝，
对着那三百年的岁月，轻轻弯下腰，磕了一个头。“谢谢。”我说。然后我开始往山下走。
下山的路比我想象的难走一万倍。没有手的时候，我看那些人在岩壁上攀来攀去，
觉得好像挺容易。现在自己长了脚，才知道每一块石头都会硌人，每一片苔藓都会打滑，
每一根树枝都会抽在脸上生疼。我走了一整夜。走到天亮的时候，脚底板磨出了血泡，
腿上划了七八道口子，头发里挂满了松针和枯叶。但我终于看见了第一条公路。
那是一条黑色的带子，从山脚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有铁盒子在上面跑，
跑得比山鹰还快，发出轰隆隆的声音。我躲在路边的灌木丛里，
看着那些铁盒子一辆接一辆地飞驰过去，心脏砰砰直跳——原来心脏长在胸口，
跳起来的时候能把整片胸腔震得发麻。一辆大卡车从我跟前开过，
卷起的风把我的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尘土迷了眼睛，呛得我咳了半天。
一个骑摩托车的男人在路边停下来，摘下头盔，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姑娘，
你一个人在这儿干啥呢？”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打量了我一眼，
看见我光着的脚，看见我满身的泥，看见我头发里的松针。他皱了皱眉，
从车后座拿出一个塑料袋，扔给我。“穿上吧。山里凉。”那是一双拖鞋。蓝色的，塑料的，
前面破了一个洞。我不知道怎么穿，他看了我一眼，走过来蹲下，把拖鞋套在我脚上。
“进城？”他问。我点点头。“上来吧，我捎你一段。”我坐上他的摩托车后座，
双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他说“扶着我腰”，我就扶着他的腰。他的手拧了一下油门，
摩托车嗡的一声冲出去，我整个人往后一仰，差点从车上摔下去。风从正面扑过来，
把我的头发吹成一面旗。路两边的树飞快地往后退，快得让我眼睛发花。我闭上眼睛，
死死抱住他的腰，感觉整个人都要被这速度撕碎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摩托车慢下来。
我睁开眼睛，看见前面是一片密密麻麻的房子，高的矮的挤在一起，比山上的树木还多。
“到了。”他说，“这是二道白河镇。你要去哪儿？”我摇摇头。我不知道要去哪儿。
我只想到山下看看。他看了我一会儿，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进我手里。“去吃碗面吧。
”他说，“看你这样子，怕是走丢了吧？要不要帮你报警？”我摇摇头，从摩托车上下来。
他叹了口气，戴上头盔，油门一拧，消失在那些密密麻麻的房子中间。我站在原地，
低头看着手里的十块钱。那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个老头儿的头像。我不知道这代表什么，
但我知道这是好东西——因为那个骑摩托车的男人给的时候，表情很郑重。我把钱攥紧，
往镇子里走去。第二章 二道白河镇镇子比我见过的任何东西都大。街道两边全是房子，
房子上挂着各种各样的招牌，红的绿的黄的，写着我看不懂的字。有人在路边摆摊，
卖水果的、卖蔬菜的、卖衣服的、卖烤红薯的。人走来走去，走得很快，谁也不看谁。
我站在街角，被这一切惊呆了。三百年来，我听过无数次人话，但从没见过这么多人。
他们穿着各种颜色的衣裳，有的胖有的瘦有的高有的矮，
有的走路有的骑自行车有的开那种铁盒子。他们的声音混在一起，嗡嗡嗡的，
像夏天傍晚山里的蚊子。一个小孩从我身边跑过去，撞了我一下，头也不回地跑了。
一个老太太推着小车从我面前走过，车上坐着一个更小的孩子，嘴里咿咿呀呀地叫着什么。
两个年轻女人站在路边说话，一边说一边笑，笑声尖尖的，像山雀。我往街上走了几步，
忽然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低头一看，是一根绳子，拴在一只黄狗脖子上。黄狗朝我汪汪叫，
吓得我往后一缩，撞在一个人身上。“对不起对不起——”我下意识地说。
那人回头看了我一眼，是个年轻男人，穿着黑衣服，戴着黑帽子，耳朵上塞着什么东西。
他没说话，从我身边绕过去，继续往前走。我站在原地，忽然不知道该往哪儿去了。
一阵香味飘过来，钻进我的鼻子里。那味道我从来没闻过，又香又甜，带着一点点焦。
我的肚子咕噜噜响起来——原来肚子饿了也会响。我顺着香味走过去，
看见街角有一个小推车，车上架着一个铁皮炉子，炉子里烧着红通通的炭火。
一个老婆婆坐在车后面，手里拿着一个铁钩子，正从炉子里往外掏东西。那是红薯。
烤得外皮焦黑，裂开的口子里露出金黄的肉瓤，热气腾腾的，冒着白色的烟。
我在车旁边站住了。老婆婆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她脸上全是皱纹，像干裂的树皮，
眼睛却亮亮的，亮得像山上的星星。“丫头，饿了吧？”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饿了吗？我不知道什么叫饿。但我盯着那些红薯，口水从舌根下面渗出来，止都止不住。
老婆婆拿起一个最大的红薯，用纸包着，递到我面前。“拿着，吃吧。”我伸手接过来。烫，
烫得手心发疼。但我舍不得放下，两只手来回倒腾着，凑到嘴边咬了一口。
那味道——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软，甜，烫，香，从舌尖一直滑到肚子里，
整个身体都暖了。我站在那里，一口接一口地吃着，眼泪忽然流了下来。不是因为难过。
是因为太好吃了。老婆婆看着我，笑了。她露出几颗豁了的牙，眼睛眯成一条缝。“慢点吃，
别烫着。从哪儿来的呀？怎么一个人在这儿？”我咽下嘴里的红薯，想了想，说：“山上来。
”“山上？长白山？”我点点头。“哎哟，那可远着呢。一个人走下来的？”我又点点头。
老婆婆叹了口气，从旁边拿出一个小马扎，放到我面前。“坐下吃。站着累。”我坐下了。
阳光从头顶照下来，暖洋洋的。我一边吃着红薯，一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
觉得这一切都像做梦。从那一天起，我在二道白河镇住了三天。白天，我帮老婆婆看摊子。
她教我认钱——一块的、五块的、十块的、一百块的，教我算账——一个红薯三块钱，
两个红薯六块钱，五个红薯十五块钱。来买红薯的人各种各样，有急着赶路的，
有带着孩子的，有边走边打电话的。老婆婆让我看着他们的眼睛说话。“卖东西的时候，
要看着人家的眼睛。”她说，“不能盯着人家口袋，不能打量人家身上值钱的东西。
你就看着他的眼睛，笑一笑，问问他要几个。人心都是肉长的，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
”我点点头，记住她的话。晚上，她带我去她住的地方。那是一间小小的平房，在镇子边上，
推开窗户就能看见远处的山。屋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柜子、一台电视机。
电视机里有人说话、有人唱歌、有人哭、有人笑。我盯着那个小盒子看了很久，
想不通那些人是怎么进去的。“那是假的。”老婆婆说，“拍出来的。你不看电视？
”我摇摇头。“那你以前都干啥？”我想了想，说：“晒太阳。”老婆婆笑起来，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晒太阳！这丫头有意思！”她抹着眼泪说，“我跟你说，
我年轻的时候也想过，啥也不干，就晒太阳。可不行啊，得干活，得挣钱，得养活孩子。
现在孩子养大了，能晒太阳了，他倒跑远了。”她指着墙上的一张照片。那是一个年轻男人，
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站在一栋很高很高的楼前面。“这是我儿子。在深圳呢，
搞什么互联网。一年到头也不回来，就过年打个电话。”“深圳在哪儿？”“南边，可远了。
坐火车要两天两夜。”“楼高吗？”老婆婆愣了一下，又笑起来。“高，高得很。我儿子说，
他们公司在五十八层，站在窗户边往下看，人都像蚂蚁。”五十八层。
我的根在身体里轻轻颤了颤。山下的世界，真的有这么高吗？第三天傍晚，
老婆婆的儿子打来电话。她从柜子里拿出一个亮晶晶的小方块，用手指在上面划来划去，
然后凑到耳边说话。“喂？儿子啊。嗯，我挺好的，你别担心。吃饭了吃了，吃的红薯。
红薯怎么了？红薯也是饭。你说啥？我听不清，这边信号不好……”她走到门口去，
对着那个小方块说了很久。回来的时候，眼睛红红的。“他说今年过年又不回来。
”她坐在床边，声音低低的，“说要加班，走不开。我问啥时候能回来，他说不知道。
我问想不想妈，他说想。想有什么用？想又不回来。”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活了三百年，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想”。但那一刻，我看见她的眼睛，
忽然明白了一点什么。第四天早上，我决定继续往南走。老婆婆给我装了一兜红薯，
又塞给我两百块钱。我推辞不要，她板起脸。“拿着！出门在外，没钱怎么行？
你一个小姑娘，一个人走这么远，要是有个好歹，让不让人担心？
”我把钱和红薯装进包袱里，朝她鞠了一躬。“谢谢婆婆。”她摆摆手，转身往屋里走。
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丫头，要是走累了，就回来。我这老婆子一个人，也怪闷的。
”我点点头，看着她走进屋里，把门关上。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往镇外走去。
第三章 沈阳的天桥到沈阳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我在路上走了两个月。有时候搭顺风车，
有时候走路，有时候在路边的野地里睡一觉。学会了用钱，学会了看路牌，
学会了辨别哪些人好心、哪些人心怀不轨。
学会了吃包子、吃面条、吃盒饭、吃泡面——泡面最好吃，又便宜又香，吃完喝汤，
整个人都暖洋洋的。沈阳比我见过的任何地方都大。火车站前面是一个巨大的广场，
广场上全是人，拖着箱子、背着包、抱着孩子、搀着老人。有人举着牌子接站，
有人蹲在地上抽烟，有人拿着手机对着自己说话，有人跪在地上面前放着一个碗。
我站在广场中央，被四面八方涌来的声音淹没，好半天才回过神来。我在城里走了三天。
看那些高得吓人的楼，看那些亮得晃眼的灯，看那些跑来跑去的公交车，
看那些堵在路上按喇叭的小汽车。看见有人在公园里跳舞，一排一排的，
动作整齐得像山上的松树。看见有人在路边吵架，脸对脸喊着什么，喊完了各自走开。
看见有人坐在桥洞底下喝酒，一个人，一瓶酒，对着墙喃喃自语。第四天傍晚，
我走上了一座天桥。天桥横跨在一条大马路上，底下是川流不息的车流，
红的尾灯、黄的头灯，从这头流到那头，像一条发光的河。我在天桥中间站住，
扶着栏杆往下看，看着那些车流哗哗地流过去，看了很久很久。然后我看见了他。一个男人，
站在天桥的另一头，也扶着栏杆往下看。他穿着一件灰色的夹克，背着一个黑色的包，
头发有点长，遮住了半边脸。他在那里站了很久，一动不动，像一尊雕像。我不知道为什么，
朝他走了过去。走到他身边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脸。三十多岁，眉骨很高，鼻梁挺直，
像山上那些被风雨磨了千年的岩石。但他的眼睛是灰的，灰得像落满了火山灰，没有一点光。
“你在看什么？”我问。他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快，快得像没看见我。
然后他转回去，继续往下看。我在他旁边站着，也往下看。车流还在流，红的黄的，
流成一条河。过了很久，他忽然开口了。“你相信人能从头再来吗？”我愣了一下，
不知道怎么回答。我活了三百年，从没从头再来过。我一直长在同一个地方，
长成同一株植物，结出同样的果子。“不知道。”我说。他轻轻笑了一下，笑得很淡，
像冬天阳光照在雪上，还没暖起来就消失了。“我也不知道。”我们站在天桥上，
看着底下那条发光的河。风吹过来，有点凉。他掏出烟，点上，吸了一口，吐出一团白雾。
“我叫陈远。”他说，“从深圳来的。”深圳。那个楼高得能戳破天的地方。“深圳远吗？
”“远。坐火车三十多个小时。”他又吸了一口烟，“我坐了三十多个小时，
从那儿逃出来的。”逃。我看着他，等他继续说。“在深圳待了十年。”他说，
声音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大学一毕业就去了，住过地下室，吃过一个月泡面。
后来开了家设计公司，做网站、做APP、做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运气好，挣了点钱，
结了婚，生了孩子，买了房，买了车。”他又吸了一口烟。“然后公司倒闭了。疫情三年，
扛了三年，最后还是没扛住。债主天天堵门，员工等着发工资，房东催着交房租。
我把房子卖了，车卖了，老婆带着孩子走了。”“走了？”“离婚了。
”他把烟头按灭在天桥栏杆上，扔进垃圾桶，“她说受够了，跟着我十年，
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现在公司倒了，债一堆，她不想跟着我还债。”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我见过山上被雷劈断的松树，见过被山火烧焦的灌木，
但没见过一个人的生活可以碎成这个样子。“然后你就来沈阳了？”“随便买的票。
沈阳、长春、哈尔滨，哪个都行。只要离开深圳，去哪儿都行。”他看着底下那条河，
“来了三天了，住在一个小旅馆里，白天睡觉，晚上出来瞎逛。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也不知道能干什么。”风又吹过来，把他的头发吹乱了一点。他伸手拢了拢，那个动作很慢，
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你饿吗？”我问。他转头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点惊讶。
“我带你去吃烤红薯吧。”我说，“我认识一个老婆婆，她卖的烤红薯特别好吃。
”那晚我们在路边摊上吃了很久。我请他吃的烤红薯，他请我喝的啤酒。我不会喝酒，
他说喝一口尝尝，我就喝了一口。那味道又苦又涩，像山上的松树脂，我皱了皱眉，
他看着我笑起来，笑得比之前任何一次都真。“第一次喝酒？”他问。我点点头。
“那你得吃点菜压一压。”他把烤串推到我面前，“尝尝这个，羊肉串，沈阳的特色。
”我拿起一串，咬了一口。羊肉的香味在嘴里炸开，孜然和辣椒的味道冲进鼻子里，
我呛得咳了几声，又忍不住继续咬第二口。他喝着酒，慢慢讲他的事。
讲他十九岁第一次到深圳，从火车站出来，被热浪扑面打了个跟头。讲他住的那个地下室，
四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转身都困难。讲他第一份工作，一个月八百块，天天加班到半夜，
周末也不休息。讲他第一次创业，合伙人是大学同学，干了三年散伙了，一分钱没分到。
讲他遇见前妻的时候，在朋友聚会上，她穿着一条白裙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讲他们结婚的时候，没办婚礼，就去民政局领了证，然后在路边摊吃了碗面。
讲女儿出生的时候，他守在产房外面，听见那声啼哭，眼泪一下子就流下来了。
讲公司最风光的时候，一年挣了几百万，他以为自己这辈子终于熬出头了。讲疫情来了，
客户跑了，项目停了，银行贷款还不上。讲最后一次发工资的时候，
他把卡里最后一笔钱转给员工，然后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坐了一夜。讲离婚那天，
前妻带着女儿走，女儿回头看了他一眼，说“爸爸再见”。他站在原地，看着她们走进电梯，
门关上，数字一格一格往下跳，跳到底。他讲着讲着，声音低下去，头趴在桌上，不动了。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啤酒瓶倒了，剩下的酒淌出来，流到桌边上，
一滴一滴落在地上。我把他扶起来，扶到路边一棵树下，让他靠着树坐着。
他在那儿坐了一会儿，忽然抬起头，醉醺醺地看着我。“你是谁？”我想了想，
说：“从山上来的人。”“山上？什么山？”“长白山。”他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
“长白山好。”他说，“长白山有神仙。你见过神仙吗？”我摇摇头。“我见过。”他说，
眼睛亮亮的，“我女儿就是神仙。她笑起来的时候，什么烦恼都没有了。”然后他又哭了。
眼泪从那双灰色的眼睛里流出来，流过脸颊，滴在衣服上。他哭着哭着，又睡着了。
我在旁边守了他一夜。天亮的时候，他醒过来，看见我坐在旁边，愣了一下。
然后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又看了看周围，好像想不起来怎么会在这儿。“昨晚……我喝多了？
”我点点头。他揉了揉太阳穴，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僵硬的胳膊。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钱包，
抽出一张一百块钱，递给我。“昨晚谢谢你了。这个你拿着，就当……”我摇摇头，没接。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一下。这次的笑和昨晚的不一样，没那么苦，也没那么灰。
“你叫什么名字？”我想了想，说：“赤精。”“赤精？”他愣了一下，“这名字有意思。
哪个赤？哪个精？”“赤色的赤，精怪的精。”他点点头，把那张一百块钱塞回钱包，
又从包里拿出一个本子，刷刷写了几行字，撕下来递给我。“这是我的电话。要是你去深圳，
可以找我。虽然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但请你吃顿饭还是请得起的。”我接过那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串数字和一个名字：陈远。“你要去哪儿？”他问。“往南走。看看。
”“往南走啊……”他朝南边看了一眼，那里是看不见的远方，“那我也该往北走走了。
去长白山看看，看看你说的地方。”我们站在天桥下面，清晨的阳光斜斜地照过来，
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朝我挥挥手，转身往北走去。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流里，
然后低头看了看手里的纸条，把它折好，放进包袱最深处。第四章 南下的路上从沈阳出来，
我一路往南走。走过辽阳、鞍山、海城、大石桥，走过盖州、鲅鱼圈、瓦房店、普兰店。
有时候搭车，有时候走路，有时候在路边的小旅店里住一晚。学会了看地图，
学会了用手机——那是一个好心的大姐送我的旧手机，说是换了新的，这个留着也没用。
她教我怎么开机、怎么充电、怎么看时间、怎么用那个绿色的图标跟人说话。“这是微信。
”她说，“你加我，以后有啥事就给我发消息。”我加了她的微信。她的头像是一朵花，
名字叫“春暖花开”。后来我给她发过几次消息，她每次都回，
问我吃得好不好、住得好不好、有没有人欺负我。我在路上遇见很多人。
在鞍山遇见一个修鞋的老大爷，七十多岁了，还在路边摆摊。他的手全是茧子，黑得像树皮，
但修起鞋来又快又准。我坐在他旁边看他修了一下午的鞋，他一边干活一边跟我聊天。
说他修了五十年鞋，从二十岁修到七十岁，修的鞋能绕鞍山好几圈。说他儿子不让他干，
说丢人，说给他钱花。他不听。“我不干活干啥？在家等死？”他把一根钉子钉进鞋底，
锤子敲得当当响，“我这双手，闲下来就痒痒。再说了，那些老主顾都等着我呢，我不干，
他们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手艺去？”他修完一双鞋，收了三块钱。那个穿鞋的女人说谢谢，
他说慢走。然后他转过头来看着我，忽然问了一句：“姑娘，你从哪儿来？”“长白山。
”“长白山啊。”他眯起眼睛，看着远处的天空，“我年轻时候去过，那山真高。
爬上去差点没下来。”“您爬上去过？”“爬过。那时候年轻，腿脚好，一口气爬到天池。
那天池的水，真蓝啊，蓝得像假的一样。”他笑了一下，露出几颗豁了的牙，
“后来腿脚不行了，再也爬不动了。不过看过一眼，也值了。
”在锦州遇见一个卖海鲜的大姐，每天凌晨三点去码头进货，五点到市场摆摊，
一直卖到晚上八点。我去买她的螃蟹，她看我一个人，多给了我两只。
“小姑娘一个人出来玩？”她一边给我装螃蟹一边问，“胆儿够大的。”我点点头。
“我闺女也像你这么大。”她说着，从兜里掏出手机，翻出一张照片给我看。
那是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站在一栋楼前面，笑得露出两排白牙。“在南京读书呢，
学什么设计。过年回来一趟，瘦得跟竹竿似的，心疼死我了。”她把手机收起来，
又开始给别的顾客称海鲜，“我不图她回报，只图她别像我这样，一辈子在泥里刨食。
好好读书，找个好工作，过上好日子，我就满足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手没停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