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娘死了。死在小年夜，腊月二十三，离过年还有一个礼拜。
死的时候我正在县城念高二，接到电报赶回来，她已经躺在门板上了。我爹说，是痨病。
拖了三年，终于拖没了。我站在门板前头，看着我娘。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
脸上蒙着黄表纸，看不见脸。我想揭开来再看看，我爹不让，说人死不能惊动。
我就那么站着，站了很久。屋里烧着纸钱，烟气呛得人睁不开眼。亲戚邻居进进出出，
有人哭，有人念叨，有人拉着我的手说“好孩子，节哀”。我谁都不想理，
就盯着那张黄表纸，想我娘最后一眼是什么样。我娘活着的时候，最爱干净。
头发总是梳得光光的，衣裳总是洗得干干净净的，补丁都打得不露痕迹。
她要是知道自己死后脸上盖着这么一张粗纸，肯定不乐意。可她不乐意也没办法，她死了。
出殡那天下了雪。棺材抬出院子的时候，雪片子往脸上扑，冷得人打哆嗦。我跟在后头，
踩着雪，一脚深一脚浅，往北山走。我娘就埋在北山脚下，挨着我奶奶。下葬的时候我没哭。
从头到尾，一滴眼泪没掉。亲戚们说我心硬，我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晚上回到家，
屋里空荡荡的。我娘那屋门开着，黑咕隆咚的，我不敢往里看。我爹在灶房烧火做饭，
锅碗响得震天。我坐在堂屋，看着墙上我娘的遗像，那是她前年去县城照相馆拍的，
二寸黑白照，笑得有点拘谨。我看着看着，突然就哭了。哭得收不住，鼻涕眼泪糊一脸，
像个三岁小孩。我爹从灶房跑出来，看了我一眼，又回去了。他没劝我，他知道劝不住。
哭完了，我去灶房帮忙。我爹正在切酸菜，刀工粗糙，切得一块大一块小。我说我来，
接过刀，把酸菜重新切了一遍。我爹蹲在灶门口烧火，火光照着他的脸，沟壑纵横，
老得不像话。“过了年还去上学吗？”他问。“去。”“钱的事……”“我自己想办法。
”他没再说话。过了年我就回县城了。走的时候天还没亮，我爹送我到村口，站在雪地里，
看着我走远。我没回头，一直走到村头的坡上，才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一个黑点，
一动不动。我攥紧书包带子，转身往前走。那一年我十八岁，念高二。离高考还有一年半，
我娘死了，我爹老了，家里穷得叮当响。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只知道得往前走，
不能停。回到学校，我找班主任说了家里的事。班主任姓周，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女人，
说话慢声慢气的。她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的学费，我想办法帮你减免一部分。
剩下的，你寒暑假打工挣。熬一熬，考上大学就好了。”我说谢谢周老师。她拍拍我的肩膀，
没再说什么。那一年，我开始打工。周末去建筑工地搬砖，寒暑假去县城的饭店刷盘子。
什么活都干，什么苦都吃，只要能挣到钱。有时候累得躺床上动不了，就想想我娘，
想想我爹站在雪地里的样子，就又爬起来了。高二那年暑假，我在县城饭店刷了两个月盘子，
挣了一百二十块钱。交完学费，还剩三十。我揣着那三十块钱，
去供销社给我爹买了两瓶酒、一条烟，又给自己买了一本《新华字典》。那本字典三块六，
是我这辈子买的第一本新书。以前用的都是借的，破破烂烂的，缺页少字的。
我把字典捧在手里，翻来翻去，闻着那股油墨香，觉得值了。回村那天，我爹正在地里锄草。
我把酒和烟递给他，他接过去，看了看，没说话。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破天荒倒了杯酒，
一口一口抿着，脸喝得通红。“学习咋样？”他问。“还行。”“能考上大学吗？”“能。
”他点点头，又抿了一口酒。那天晚上，月亮很亮。我坐在院子里，看着月亮，想着我娘。
我娘要是还在，看到我买的新字典，肯定高兴。她会翻来翻去，说这么多字你都认得吗？
我说认得。她说那这个字念什么？我就告诉她念什么。她会说，我儿子真厉害。可她不在了。
我坐了很久，直到月亮偏西，才回屋睡觉。高三那年，我拼了命地学。早上五点起床，
晚上十二点睡觉，中间除了吃饭上厕所，就是做题背书。同学们都说我疯了，我说我没疯，
我就是想考出去。班主任周老师找我谈话，问我压力是不是太大了。我说没有，我挺好的。
她看着我，眼神里有点心疼，说：“你是个好孩子，你娘在天上看着呢，会保佑你的。
”我没说话。高考前两天，我回了一趟家。我爹正在院子里编筐，看见我回来，
愣了一下：“咋回来了？”“后天高考，回来看看你。”他放下手里的活，站起身，
在身上擦了擦手：“吃饭了吗？”“吃了。”“那……进屋坐。”我跟着他进屋。
屋里还是老样子，堂屋的条桌上放着我的书，灶房的酸菜缸还在原来的位置，
我娘那屋的门关着。“你娘那屋……”我爹开口，又停住了。“怎么了？”“我想收拾收拾，
把里头东西归置归置。”他说，“一直没动，等你回来。”我沉默了一会儿，
说：“那就收拾吧。”那天下午，我和我爹一起收拾了我娘的遗物。
衣裳、鞋子、针线筐、几本发黄的书、一面小圆镜、一把木梳。东西不多，
一个包袱就包完了。我爹说，衣裳好的留下来，破的烧掉。我说行。那面小圆镜，我留下了。
镜面已经花了，照出来的人模模糊糊的。但我记得，我娘生前最爱用这面镜子，
每天早晨都要照一照，把头发梳得光光的。我把镜子揣进兜里，带回学校。高考那两天，
天气很热。考场里没有电扇，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试卷上，洇成一团。我顾不上擦，
就让它流。考完最后一门，我走出考场，站在太阳底下，愣了很久。旁边的同学在对答案，
有人说考得好，有人说考砸了。我没参与，一个人走到树荫底下，坐了一会儿。考上了，
就去念大学。考不上，就复读，或者去打工。不管怎样，都得往前走。成绩出来那天，
我还在饭店刷盘子。老板叫我去接电话，电话那头是周老师的声音：“你考上了，全县第三。
”我愣在那里，半天没说话。“喂？听见了吗？”“听见了。”我说。“你爹知道了吗？
”“还没。”“快去告诉他。”我放下电话，解下围裙，跟老板请了假，骑车往村里赶。
三十里路，我骑了一个半小时。到村口的时候天快黑了，我推着车往家走，
腿软得像两根面条。我爹在院子里喂鸡，看见我，停下手中的瓢。“考上了。”我说，
“全县第三。”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把瓢往地上一扔，转过身去，
肩膀一抖一抖的。我也转过身去，看着村口的方向。天边的晚霞烧得正红，
把半个村子都染红了。炊烟升起来，飘得到处都是。远处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
声音拖得很长。我和我爹，一个背对着一个，站在院子里，谁都没说话。那年九月，
我去省城念大学。临走那天，我爹送我。他背着一个蛇皮袋子，
里面装着被褥和几件换洗衣裳，非要送我到县城火车站。我说不用，他说送送吧，送送吧。
到了火车站，他把蛇皮袋子递给我，从兜里掏出一个布包，塞到我手里。“拿着。
”我打开一看，是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皱巴巴的，卷成厚厚一摞。“哪来的？
”“借的。”他说，“你只管念书，别管钱的事。”我看着那沓钱，又看看他。他站在那儿，
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脸上沟壑纵横，头发白了大半。“爹……”“行了。
”他摆摆手，“上车吧。”我上了车，找到座位，从窗户往外看。他还站在站台上，
东张西望地找我。我敲窗户，他听见了，走过来，站在窗户外面。“到了写信。”他说。
“嗯。”“别舍不得吃，身体要紧。”“嗯。”“好好学习，别给咱村丢人。”“嗯。
”火车启动了，慢慢往前开。他跟了几步，停下来，站在那里看着我。我趴在窗户上，
看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视线里。我坐回座位，把那沓钱数了一遍。
三百二十七块。三百二十七块，不知道他是怎么借来的。火车轰隆隆地开着，
窗外的田野、村庄、山峦，一片一片往后退。我把那沓钱贴身收好，靠着窗户，闭上眼睛。
我娘死的那天，我在学校上晚自习。班主任把我叫出去，说我家里来电话了，让我赶紧回去。
我没问什么事，但我知道肯定出事了。骑了三个小时自行车赶回家，我娘已经躺在门板上了。
我没哭。出殡那天，我也没哭。直到晚上，一个人坐在堂屋，看见墙上她的遗像，才哭出来。
那些眼泪，攒了三天，终于流干净了。火车继续往前开，天色渐渐暗下来。车厢里亮起灯，
昏黄的灯光照着一张张陌生的脸。我靠着窗户，看着窗外越来越模糊的夜色，
不知道在想什么。想到以后，想到大学，想到我娘，想到我爹一个人在家，
想到那三百二十七块钱。想着想着，睡着了。大学四年，我拼了命地念书，拼了命地打工。
食堂刷碗、图书馆理书、家教、发传单，什么都干。有时候一天打三份工，
累得回宿舍倒头就睡。同学说我太拼了，我说没办法，我得养活自己，还得还债。
债是我爹借的。我每个月省出一点钱寄回家，让他还账。他不肯要，写信来说他自己能还，
让我留着花。我不听，照寄不误。那时候最盼的是放假。放假就能回家，回家就能看见我爹，
吃他做的饭，听他唠唠叨叨说村里的事。他老了，话反而多了，
每次回去都跟我讲谁家娶媳妇了、谁家盖新房了、谁家老人走了。讲到高兴处，咧嘴笑，
露出几颗豁了的牙。讲到难过处，就低下头，半天不说话。我毕业那年，
分到了省城的一家单位，当技术员。工资不高，但稳定，还分了一间单身宿舍。报到那天，
我给家里发了电报，说工作定了，让爹放心。过了几天，收到他的回信，信很短，
就几句话：好，好，好。好好干，别给咱村丢人。我把那封信夹在那本《新华字典》里，
压在枕头底下。工作第二年，我谈了个对象。对象叫小琴，是我们单位的会计，比我小一岁，
城里人。长得白白净净的，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有两个酒窝。我俩是在食堂认识的。
那天我排队打饭，她排在我后面，端着饭盒跟同事说话。我不小心踩了她一脚，赶紧道歉。
她笑着说没事，饭盒都没端稳，你还踩得挺准。一来二去就熟了。
后来一起看电影、逛公园、压马路，慢慢走到了一起。处了一年多，我带她回家见爹。
那天我爹早早起来，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还去镇上买了肉和菜。小琴到的时候，
他站在门口等着，紧张得直搓手。小琴喊他叔，他应了一声，脸红到脖子根，
半天没说出话来。那顿饭吃得有点别扭。我爹话少，小琴也拘谨，就我一个人在中间说。
吃完饭，我爹抢着洗碗，不让她沾手。小琴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偷偷跟我说，你爹真好啊。
我说，嗯，是挺好。走的时候，我爹送到村口，还是站在那棵老槐树下，看着我们走远。
小琴回头看，说，你爹一直站着呢。我没回头，但我知道。他每次都是这样，
一直站到看不见为止。一九八九年，我和小琴结婚了。婚礼在省城办的，简单，
就请了几桌亲戚朋友。我爹来了，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坐在角落里，
看着我们敬酒，眼眶红红的。晚上闹完洞房，我送他去招待所。他走在前面，我跟在后面，
谁都没说话。到了招待所门口，他站住，转过身来。“好好过日子。”他说。“嗯。
”“别吵架，有话好好说。”“嗯。”“要是有了孩子，我帮你们带。”我愣了一下，
看着他。他站在那里，路灯照着他的脸，沟壑更深了，头发几乎全白了。“爹……”“行了。
”他摆摆手，“回去陪媳妇吧。”我站在那里，看着他一瘸一拐地走进招待所。
他的腿这两年不行了，走快了就疼，但他从来不说。结婚第二年，小琴怀孕了。
我打电话回去，我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好，好。”那年冬天，
我爹来省城了。说要看看孙子，顺便帮我们带孩子。我说不用，我们能行。他不听，
